他曾一直相信，只要往前走，就能走出黑暗，在光明中望见彼此。此次远渡重洋，他却有些彷徨。前途如漂浮在水面的灰土，更不知会漂向何处。
阿诚盯着鱼缸漂着的浮尘。
听见身后的动静，直起身来：“冀先生早。”
“早。”冀朝鼎扫了一眼他眼下的阴翳，“没睡好？”
“昨天雨下了一夜。”阿诚摇摇头，叹了口气，“半夜里想起来葡萄架子没遮，爬起来去盖油布的。”
“挺有闲情逸致啊。”
“先生在家的时候扶的，总不好他一回来，发现葡萄都死了，还等着酿酒呢。”
“酿好了，分我点。”冀朝鼎笑了，“对了，上午发言稿的整理我看过了，可以，就这样发给新闻界吧。”
“好。”阿诚点了点头，又有些犹豫，“冀先生……有句话我一直想问您。”
“同我与宋先生提的外汇政策有关？”
“是。”阿诚点点头，“我这样说——或许有些短视——但是确实是看不明白。抗战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量就已经到达5569亿[1]，胜利之初，有所缓解，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公布两百兑一的汇率，使得上海的物价从8月到12月，足足增长了一倍，通胀指数已经超过我们能够应付的程度。虽然宋先生在美国国会申请到了5.6亿美金的贷款，后续还有14亿通过可能性也很大，然而想要维持战时20兑一的美金汇率，只怕还是很吃力。如此，官价汇率与市场脱节，将阻碍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正常进行，战后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啊。”
“你话里有话，不妨直说。”
“我只是担心，早年美金公债的事重演。”
“如果是有心老戏新唱呢？”冀朝鼎望着他。
“与民争利，只怕民心……”他忽然意识到冀朝鼎的意思，登时不再多言，只是垂下头去。
“我看过你的简历，在明楼身边，你学了很多。”冀朝鼎知道他的心情，拍了拍他，“明楼这个人，我与他有过一些接触，我想如果他坐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不会和我做一样的选择。”
“他会的。”阿诚抬起头来，苦笑道，“他和您一样，都对这个国家有着最好的期望。”
——即使实现它需要背负沉重的精神枷锁。
晚上又下起雨。上海的冬雨下起来都是这样，连绵不绝的，要把整个城市在冷水中慢性冻死。
莫名其妙地想起一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觉得自己一定是想他想得快要发疯了。
他无法忘记冀朝鼎听见他的回答时的表情，苦涩又欣慰，像是上海冬雨中的一把红伞。
挖肉疗疮，永远不是说的那样容易。千万里地奔赴回国，不是为了亲手把他的同胞拖进贫困里——即使他知道这贫困是胜利的前奏。
他忽然十分庆幸明楼此时在国外，据理力争地为他们争取每一笔美元和黄金，而不用和他们一样谋算这些搜刮民脂民膏的缺德事。
然而他比任何时候都无力。
我们能在一起就好了，能一起排解就好了，你能听我抱怨几声就好了，能结束这一切就好了。
冬雨打在油布上，葡萄藤绕着木架子。等到葡萄长出来，等你回来喝酒，还得多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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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 三联书店1963 年版, 第60页。
第04章
戴笠的死讯传到纽约的时候，明楼正坐在中央公园里喂松鼠。
顾9号回了重庆。戴笠的意思是让他留在美国，为他们做一些事。这些事在华盛顿做起来不如纽约方便，便又折回纽约。无人监管，明楼便给自己放假。放假赋闲也好过处理一些太晓得哪儿过来的资金流。
依明楼看，纽约的松鼠比华盛顿的肥，也更能吃些。他买了一包花生，没多久就喂完了。然后从这里一路踱回他蜗居的那个套间，还没上楼，半秃了的大堂经理就迎了上来。
上海急电：飞机坠毁，戴笠暴死。
他与戴笠相识多年，一朝听闻他暴毙，竟没有十分悲切，却也没有大敌暴毙的欣喜，只觉这世上又少了一个人，仅此而已。
戴与蒋的关系，算是军统高层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战后蒋勒令化整为零，戴笠便裁弱留强——自然，这些和他都没什么关系，到了他这个地步，没那么轻易能脱身了——不过戴笠在整治军统上花的心思和手段，也是人所共见的。如今他忽而暴毙，军统内部必然乱作一团。戴笠常说“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却不知如今他的丧事，他的那些“家人”“手足“会如何处理。
这封电报是上海过来的，想来是阿诚的手笔。重庆方面一团乱麻，等毛人凤想起来要通知这里，估计要等到晚上。他拟了封沉痛的唁电，等着重庆的消息过来，就回复。电报里说要回去。当然，说说而已，他也算半个戴笠心腹，一朝天子一朝臣，谁会想他回去。
阿诚会想我回去。
不过阿诚眼下其实并不希望他回来。
上海的杨絮柳絮飘起来了，明楼年轻时骑着自行车在外头转悠，就过敏了。后来懒，车接车送，才没有这些毛病，坐在车里闲闲说点什么“惟解漫天作雪飞”的酸话。
阿诚的关系仍然挂靠在军统，裁撤也好，合法化也好，他都没被择出去。于是托相熟的人问了军统方面对明楼的安排。虽然取消了通缉令，但到底曾是汪伪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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