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叫救护车！”女工作人员惊慌失措的跑了。
救护车，医院，然后他见到了他久未蒙面的家人。
“这是那场爆炸留下的弹片，野战医院的手术能力有限，还有几片残存在他的身体里面。”医生拿着x光片给他看：“您最近太疲劳了，弹片的位置有移动，引发了炎症。”
安娅的儿子来了，他现在早已结婚成家了：“舅舅！您不能去中国，您这样怎么去中国啊？”
“您还想去中国？”医生把片子放到一旁：“除非做手术，要不然您哪里都去不了。”
“那好的，我接受手术。”伊万平静的说。
“您已经七十岁了！老人家！对您来说最好的治疗方式是静养！”医生以为自己听错了：“恕我直言，很多老人直接死在了手术台上。”
“别告诉你妈妈，她会担心的，”伊万对他的侄儿说：“照顾好她，我必须接受手术，我宁可死在手术台上。”
“好吧，医生，我作为家属同意他的选择，只是舅舅，我认为你一直在一意孤行，从未考虑过家人的感受，从未考虑过我妈妈的感受。”
“亲爱的，谢谢你。”伊万垂下了头，他不忍看到他的泪水。
手术一共经历了六个小时，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他的主刀医生走过来和他问候：“您真是一个奇迹！您的心脏一直有力的跳动着，像个年轻人一样！”
“是的，我的心从未衰老过。”
伊万看着医院的窗外，绿色的植物正焕发着活力，我就是这样的活着啊！王耀！我不能再等了！我们都已经太老了，再等下去，我可能真的见不到你了！
南京！我回来了！南京！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第一个踏上南京的苏联人，南京的变化很大，就连南京档案馆都变样了。
“我约见了这位同志。”他拿出一张纸条，上面是瞿研究员的名字。
接待他的人不懂俄语，但他显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做出了一个稍等的手势。大概过了十分钟，一个中国女人从后面走了出来，她用俄语对他说：“您好，布拉金斯基书记，很久不见了。”
“您是？”
“瞿怡舟。”
伊万已经难从这个中年女人的脸上找到当年那个小姑娘的影子了。瞿怡舟连声音都变了，她很瘦，穿着一件蜡染的罩衫，看不出是哪个年代：“您请进来吧。”
安排伊万坐下后，瞿怡舟到房间里搬出一个大包：“这是我父亲在十年间所查的资料，这是您写的信，这是他的笔记，这是没能寄出的信。我们几乎翻遍了全国所有的资料，布拉金斯基书记，最后我们不得不查看了一九一三年左右出生的所有叫做王耀的人，很抱歉，我们没有找到他。我们也想过，他会不会有化名，因为中国人会有字或者号，参加革命改名的情况同样普遍，很遗憾，我们没能找到。南京近郊的所有老宅，我们都尽力去访查了，很可惜，这座多灾多难的城市没能给我们满意的答案，对不起，布拉金斯基书记，对不起。”
伊万呆呆的翻看着瞿研究员的笔记，他看到他从未放弃过：“为何到一九七一年就断了。”
“我父亲死了，那是□□。”瞿怡舟艰难的平复了情绪：“他最后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两年后才到我手上，他把这一切转交给了我，这一本是我的笔记。王耀，”瞿怡舟摇了摇头：“这个名字就像刻进了我的生命里，有时候会抱怨，会恨，真的会恨。”
伊万抬起手，擦掉了她脸上的眼泪。
“抱歉，这不是你的错，”中年的瞿怡舟抬起头，看着那双紫色的眼睛：“我可以问一句么？你为何如此想要找到他？”
“……”
伊万无言以对。
傍晚时分，他沮丧的走出档案馆，他回忆着瞿怡舟对他说的话：去德国，找找看他有没有别名，如果有他父亲的名字，那么还有可能找到他。
他站在档案馆的大门口，久久没有离去，他看着面前走过的人，他辨认着那些老人，突然感到一丝悲凉——如今，即便他们真的相遇，他们可能也没法认出彼此了吧？
路人有点惊讶的看着一位外国老人，站在街边无助的流泪，但被压抑了多年的他们仍旧保持着缄默的姿态。直到瞿怡舟走过来，搂住了他的肩膀，他们就这样相拥着，默默的留着泪。
回到莫斯科，他依旧在和瞿怡舟保持着通信，就好像这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这种通信持续了正正五年。
最新的一封信里，瞿怡舟阐述了她的新观点，她认为他们必须要为这样的生活画上一句句号，既然德国已经在一九九零年合并，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么他们应该一同前往德国。如果这个线索仍旧中断，那么就结束吧。
伊万明白她的意思：已经是一九九零年了，自己已经七十五岁了，比他年长两岁的王耀，即便被他找到，很有可能也已经不在了。
伊万破费周折的找到了安德烈多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位朋友，这位朋友也已经垂垂老矣，他几乎忘了伊万，几乎忘了这么长久的一个承诺。已经身居高位的他可能不用再去偿还一个名叫“安德烈”的朋友的恩情，但他被伊万打动了：“我派人送你去德国，还有您的中国朋友。”
他和瞿怡舟踏上斯图加特的土地的时候，天气已经深秋，这是他第二次来德国，第一次是他和他的装甲部队攻入柏林。
他们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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