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区干部在房子里挂上了四盏汽灯，摆上了一张桌子，六把椅子，还搬来了一些皮鞭、棍棒、藤条、铁索、麻绳、水捅、扫帚、还抬来了一张用粗大木料做成、上面沾满了猪血的杀猪床子，还有捅猪的长刀、剥皮的短刀、挂肉的铁钩子、接血的水桶。好像他们要把这房子变成屠场。
杨公安员在一群民兵的簇拥下进入房间，他的塑料腿嘎嘎吱吱响着。他的肥胖的腮帮子沉甸甸地下垂着。他的胳肢窝里长满了肥肉，使双臂永远地撑出去，好像挂在脖子上的牛锁头。他坐在桌子后边，慢条斯理地进行着审讯前的准备工作。他从屁股后边拽出烧蓝磨尽的盒子炮，拉拴上膛，摆在桌子上；从一个民兵手里要过喊话使用的铁皮喇叭筒，放在盒子炮旁边；从腰里和烟锅，放在铁皮喇叭简旁边；最后，他一弯腰摘下了那条塑料腿，连同鞋袜，放在桌子的角上。这半条腿在汽灯的白光照耀下。呈现出令人恐怖的肉红色。它的顶端，散乱着几根皮带子。从腿肚子到脚脖子，光溜溜的，腿肚子上有一些黑色的划痕。脚脖子往下，是一只破袜子和一只破皮鞋。它蹲在桌上，像杨公安员的一个忠心耿耿的护卫。
其余的区干部分坐在杨公安员两边，一本正经地掏出纸笔准备记录。民兵们把大枪竖在墙角上，都挽起袖子，拿起皮鞭棍棒之类，像公堂衙役一样分列成两队，嘴里发出呜呜的呼啸。
自投罗网的鲁胜利抱着母亲的腿哭起来。八姐长长的睫毛上挑着泪珠，嘴角上却挂着迷人的微笑。无论在何等艰难困窘的情况下，八姐都是迷人的。我为童年时霸占母乳的行为深感后悔。母亲板着脸，望着雪亮的汽灯。
杨公安员装上一锅烟，捏起一根白头火柴，在粗糙的桌面一擦，“哧啦”一声响，火头燃起，他叼着烟袋，嘴唇“吧唧吧唧”响着。吸着了烟，他扔了火柴梗儿，用拇指压压烟锅里的火头，“滋滋”地吸了几口，两股白烟，从他的鼻孔里钻出。他把烟锅里的残灰，放在板凳腿上磕掉。他放下烟袋，拿起铁皮话筒，罩在嘴上，让铁皮喇叭的大口对着窗户上的大洞，好像窗户外边站着无数的听众，而他要对他们演讲。他用粗大的嗓门说：“上官鲁氏、上官来弟、上官金童、司马粮、沙枣花，知道为什么把你们抓来吗?！”
我们的目光都在寻找母亲的脸，母亲的脸对着汽灯。她的脸肿胀得透明。她的嘴唇动了几下，但没说什么。她只是摇了摇头。
杨公安员说：“摇头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经过群众的积极揭发和认真调查，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以上官鲁氏为首的上官家庭，长期窝藏高密东北乡血债累累的头号反革命分子、人民的公敌司马库，并且，在最近的夜晚里，上官家庭中的一个成员，破坏了阶级教育展览馆，并在教堂内的黑板上，书写了大量的反动标语。根据这些罪状，我们完全可以把你们全家执行枪决，但考虑到有关政策，我们给你们留下一个最后的机会，希望你们能向政府交待恶匪司马库的藏身地点，使这条恶狼及早地落入法网。第二个希望是要你们交待破坏阶级教育展览馆、书写反标的罪行，尽管我们知道这些事是谁干的，但只要坦白，还是可以从宽处理的。你们听明白吗？”
我们保持着沉默。
杨公安员抓起匣枪，用枪管激烈地敲着桌子，嘴巴仍然没有脱离喇叭筒子，喇叭筒子依然面对着窗户上的大洞，吼叫着：“上官鲁氏，你听明白了没有?”
母亲沉稳地说：“冤枉。”
我们一齐说：“冤枉。”
杨公安员说：“冤枉?我们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把他们全部吊起来。”
我们挣扎着，哭嚎着，除了拖延了一些时间之外，但最终结果还是被反剪着路膊，高高地吊在司马库家粗大牢固的松木屋梁亡。母亲吊在最南端。然后是上官来弟，然后是司马粮，然后是我。我后边是沙枣花。这群职业民兵，都是些捆人吊人的行家里手。他们预先已在房梁上安装了五个定滑轮，所以拉起来毫不费力。我感到手腕刺痛尚可忍受，肩关节的钝痛确实难挨。我们都必然地脑袋前倾，脖子伸长到最大限度，双腿无法不伸直，脚背无法不绷直，脚尖无法不垂直向地。我无法不哀鸣。司马粮没有哀鸣。上官来弟在呻吟。沙枣花无声无息。母亲肥胖的身体把那根新麻绳子坠得像钢丝一样紧，汗水最多最早地从她身上涌出，她的杂乱的头发里蒸发着雪白的雾气。鲁胜利和上官玉女抱着母亲的腿摇撼着。民兵像拎小鸡一样把她们拎开。她们又扑上去又被拎开。民兵问：“杨公安，要不要把她们也吊起来？”杨公安员坚决地说：“不行，我们是讲究政策的。”
鲁胜利无意中拽掉了母亲一只鞋子。汗水便最终汇集到那根脚拇指上，一线串珠般地往下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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