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的营长姓王,他让鹤林不但当文书,还兼了他自己的勤务兵。每天得侍候王营长打洗脸水、洗脚水,盛饭、洗碗、给竹烟筒换水、打扫卫生、洗衣、叠被,当然还得抄写大量的文书工作,但与在班、排当兵的比较,这里相对来说饭能吃得稍饱一点,挨打、挨骂也少了不少。
在众多士兵的眼里,鹤林获取了一个求之不得的美差。
鹤林当上了文书兼勤务兵后,暂时觉得还可以,毕竟现在可以暂时躲避风头了,这里没有人知道他真实的身份。鹤林在这里叫王成耀。
但鹤林很快就发现在部队大部分的士兵都很苦,自己也没有完全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部队很多士兵都是抓壮丁来的,壮丁往部队押送的时候,多数是用绳子绑成一串一串的,吃饭、拉屎、撒尿,绳子都不解开。遇到有生病的壮丁走不动路了,就打。要是反抗或逃跑,干脆就要你的命。
到部队后更遭罪。吃饭,每顿一碗稀粥,根本吃不饱,里面还尽是沙子。睡觉,没有被子,更没有褥子,地上垫一点稻草,当兵的就像一窝小猪羔挤在一起,靠彼此的体温互相暖和着。
当兵的生活条件太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军官贪污。军官贪污是公开半公开的,没人敢过问,不公开敲诈士兵的钱财就不错了。
至于发饷,更是被当官的克扣的厉害,鹤林自己就很少领到军饷,领到的也是被克扣的很少一点了。
鹤林有次被营长就派了和底下当兵的一起去抓壮丁,亲眼见了他们是怎么抓壮丁的。
那是个叫张兴城的16岁的少年,本来乡丁领着军队当兵的是来抓他18岁的哥哥的,他哥哥被派上了壮丁。哥哥是他们家里的壮劳力,哥哥下面有好年幼的弟妹,靠父亲一人根本养活不过来。为了支撑起这个家,父亲带着哥哥躲开了。
乡丁和士兵们来到他们家里,没抓到他哥哥,就把长了正在生病的张兴城捆了起来,准备带回部队去凑数。
张兴城的母亲哀求:“孩子又矮又小,放了他吧!”
乡丁“哼”了一声,“小?小了可以长嘛!”
他母亲继续乞求道:“孩子有病,你看,身上的疮还在留脓。”
乡丁把张兴城浑身上下又打量了一番,还是不依:“什么疮?好治得很,用蒿子煮
水,洗几次就好了。”
就这样,张兴城被抓进了部队,当了一个少年新兵。
旧军队是一级压迫一级,没有靠山的,理所当然受欺负。
这都算不了啥,真正难以忍受的是挨打。
凡是在旧军队当过兵的,没有一人不诅咒旧军队的专制与暴戾:那哪是人过的日子?整天挨打受骂,人都被打“木”了。
“兵是打出来的”,这是旧军队军官信奉的一条带兵“法则”。
挨打最多的时候,是训练。
鹤林虽然是当文书兼勤务兵,但还得参加训练,队列里,你没站正,当官的挥起胳膊就是一耳光子;正步,你的腿踢出去时力量不够,当官的飞起就是一脚,踢在你腿上或屁股上;射击、刺杀、投弹训练,若达不到规定的标准,他要么挥起拳头打你几拳,要么用手中的棍子朝你身抽几棒。
对那些太笨的兵,实在教得不耐烦了,就罚。有时是罚站,让你站在空地上,两手举起来,一站就是个把小时。有时是罚蹲,叫你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膝弯曲成直角,两臂向正前方平举,胸部挺直,目视前方,成“骑马蹲裆”式,一次少说也得蹲上半个小时。
几乎每一位当兵的,都有一段挨打的辛酸经历。
“三拳两脚一个大耳光”,太寻常了,都是家常便饭,可怕的是那些重打。
通常是拿竹篾打手掌,打下来,手掌都要被打肿。
严重的,就拿板子或军棍打屁股。轻的,要被打得几日起不了床;重的,能把人打死。
鹤林刚到营部当文书,就见到一次打杀逃兵。
那一次,全营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被抓回的两名逃兵押上来后,他们被剥光身体后,分别被按倒绑在两条长凳上,随后,营长宣布:每人责打500下板子!
“啪、啪、啪.......”,掌刑的士兵开始抽打那两个逃兵的屁股。
鹤林发现,军队打人的板子很厉害,500下没有打完,两个逃兵都已经死过去几次了,死过去了就用烟熏醒,醒来后再继续体罚。一个体质差点的逃兵,500下打完就几乎已经没有气了,过了一晚上就死了。
鹤林所在的部队没有投降日本人,但也没有打过什么大仗,到处乱窜转移,这天部队移防到一个小县城,营部设在当地一个大户人家的家里,这天王营长突然发现自己藏在箱子里的两根金条不在了,丢了。他怀疑的第一个人,就是行影不离跟随自己、执鞭坠镫都要侍候自己的鹤林,他一把揪住鹤林的衣领厉声喝问:“是不是你偷的金条?”
鹤林一听,吓得面如土灰,嘴唇发白,像半截木头戳在那里,僵僵地站在营长面前好一阵子,委屈地说:“不是我偷的,不是我偷的!”
“我的东西只有你知道放在哪儿,不是你偷的怎么不见了?你个吃里爬外忘恩负义的东西!”王营长气得揎拳捋袖,“啪、啪”两耳光扇了过去。
“在老百姓家里住着,我也不能天天给你看着箱子!”鹤林这样想,但绝对不敢这样说。小当兵的,几时有过说话的自由?越辩,越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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