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接着说下去！你的理论在神经症的治疗方面提供了什么知识呢？“
现在已不难描述我们的治疗目的。我们努力使自我恢复原状，把它从其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赋予它由于早期压抑而失去的对本我的支配力。我们从事分析就是出于这唯一的目的；我们的整个疗法也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必须寻找出已经形成的所有压抑，并督促自我在我们的帮助下去纠正它们，去解决冲突，而不要试图逃遁。既然这些压抑属于童年的最初阶段，我们的分析工作也必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时期。
产生冲突的情境大都已被患者遗忘，我们便要想方没法使它们在患者的记忆中重现。为我们指明这条道路的是患者的症状、梦及自由联想。然而，这些东西首先必须进行一番解析——或者可以说是翻译——因为在本我心理结构的影响下，它们已采用了使我们感到奇异难解的形式。
我们可以设想，只要是患者必须进行一番内心斗争才能向我们传达的那些联想、思绪和记忆，都必然同被压抑的材料有着某种联系，或者是其衍生物。
我们总是以鼓励患者抛弃一切抵抗，对我们讲述所有这些联想、思绪和记忆的方式，来教育自我如何克服试图逃遁的倾向，如何忍受与被压抑的材料的接触。最后，要是产生压抑的情境能成功地在患者的记忆中重现出来，他一时的屈从就会得到极可贵的报偿。他当时的年龄与现在的年龄之间的全部区别都会发挥对他有利的作用，他儿时的自我惊惶逃离的事，在他成年的、更有力量的自我看来，往往不过是小孩的游戏而已。
四
“到现在为止你对我说的都是心理学。
这门学问听起来总是那么陌生，那么难懂，那么模糊；可又总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纯洁’。
不用说，在此以前我对你的精神分析学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谣言还是传到了我的耳朵里，说你主要热衷于无权享有‘纯洁’这一形容词的事物。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谈论那种事物，这就不免使我感到你是在故意隐瞒什么东西。另外我还有一个抑制不住的疑惑。正如你自己所说的，归根到底，神经症是精神生活的紊乱现象。
那么，难道像我们的lún_lǐ道德、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理想这样重要的东西在这些心灵深处的紊乱中丝毫不起作用吗？“
这么说，你已经感觉到在我们到现在为止的讨论中，既没有触及最低贱的东西，也没有触及最高尚的东西。
这是因为我们还根本没有考虑精神生活的内容。不过现在请允许我自己充当一次阻碍谈话顺利进行的干扰者的角色。我对你谈论了那么多的心理学问题，是因为我想让你明白精神分析工作是应用心理学的一部分——而且还是一门在分析领域之外不为人所知的心理学的一部分。因此，要成为分析者，首先必须学会这门心理学，学会这门深度心理学或无意识心理学。
我们需要用它们来为我们后面将要提出的结论奠定基础。不过现在我倒想先问一问，你刚才提到“纯洁”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哦，人们普遍传说，在分析过程中连性生活中最亲昵——最下流——的行为都要提出来一一进行详尽的讨论。如果真是这样——根据你的心理学讨论，我还不能认为必然是这样——那么主张把这种治疗局限于医生的观点就有了十分有力的论据。人们做梦也不会允许这样危险的自由权落到自己在各方面都不甚了解的人手中。“
不错，医生在性的范围内确实享有某些特权，他们甚至可以检查病人的性器官——虽然在东方国家这是不允许的，而且已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改革家（你知道我想到的是谁）对这种特权进行过抨击。
不过你首先想要知道的是，在分析中情况是否如此，为什么必须如此。我的回答是：一点不错，正是如此。
而且必须如此，首先是因为精神分析学是完全建立在彻底坦率的基础上的。
譬如说，某些经济问题对于一般公民——即便不是竞争者或税务员——往往是保密的，但是在特定情况下，这些问题也可以同样详尽、坦率地进行讨论。我不想辩驳，事实上我自己将有力地强调——这种必须坦率的义务也使分析者承担了重大的道德责任。其次是因为在神经症的起因和致病因素中，来自性生活的因素起着极其重要的、支配性的、也许甚至是独特的作用。
精神分析除了紧紧抓住自己的题材，即抓住患者所提供的材料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分析者从来不把患者引诱到性的话题上去。
他也不会事先对患者说：“我们将要谈论你性生活中的隐私！”
他允许患者愿意从哪儿开始讲就从哪儿开始讲，并且一言不发地等着患者自己触及到性方面的问题。我曾经不断地提醒我的弟子们：“我们的反对者们总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总有一天会遇到性的因素根本不起作用的病例。
我们应该小心，千万不要故意把性的因素引进我们的分析中，以致破坏发现这样一个病例的机会。“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遇到过这样的好运。
我当然明白，我对性欲的见解已经成为——不论是否公认如此——别人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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