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长回家将自己身上的惟—一套衣服脱下来，将小j子用一块塑料布包住，躲在屋里用清水仔细地搓洗衣服，他不能麻烦妈妈，妈妈双手颤抖，端个水盆都很吃力，自己的衣服都很难洗净呢。没有肥皂，就多洗几遍，拧一拧就湿乎乎地穿在身上
，然后去学校的垃圾堆里又拣回几支铅笔头和背面能写字的废纸，就算做好了上学前的准备。这一晚上他好久睡不着觉，能上学了，终于能上学了！妈妈也非常高兴，虽然她大字不识，可他经常告诉儿子，就咱这家庭，念书，兴许是惟一的出路。也许这句话对儿子的烙印太深，在幼小的心灵里打下的根基太牢了，不然咋那样强烈地求学呢？从此他天天第一个到校，最末一个离开校园，直到小学毕业。
弟弟宁长比哥哥小三周岁，在哥哥的熏陶下，六岁就上了小学，中间两次跳级，最后离哥哥只差一步之遥。哥哥也想跳级，又不忍心离弟弟太远，就一边学好自己的功课，一边担任起弟弟的课外辅导老师。兄弟俩在于村小学念书的几年，他们的所在班级，第一名无人能与他们挣抢。
中学在公社驻地，离于村俩儿没有车子，也没有条件住宿，就早出晚归，中午带饭。他们吃饭从不和别人坐在一起，从蒸锅里拿出饭盒，就悄悄跑到一边，里边除了苞米面饼子，就是咸菜条子，哥俩儿一言不发，闷头吃饭，其间还你推我让，最后将饭盒舔得干干净净，就去自来水管前咕嘟嘟地喝饱凉水，马上坐在教室里百~万\小!说学习。有时候同学们问他们带了啥好吃的，总不露面。他们只是笑笑：“大米饭呗。”他们都自尊心很强呢。
遇有半天或休息日，他们就要早早地颠着碎步跑回家就去责任田里劳动。哥俩儿渐渐大了，田地里还像小时候那样荒芜，该让人笑话呢。哥俩儿读初中期间，家里的田地就很少求人帮忙，长得也有些模样儿，除了自家够吃，卖些给哥俩念书，还能还些欠账呢。宁长中学毕业那年，有一天他领着弟弟在乡里卖大米，哥俩儿破天荒地给母亲买了一件十几元钱的花布衣裳，走到卖食品的摊前，哥俩儿脸一撇，都加快了脚步。从懂事那天起，哥俩儿没吃过一块糖，没买过一块饼干，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糖和饼干是啥滋味儿。回到家里母亲抱着儿子给买的衣服，高声大喊：“儿呀，你们疯了，脚趾头都露r了，不买双鞋，给我买这干啥？”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妈，你太苦了……”哥俩儿一齐扑在妈妈怀里，娘仨儿哭作一团。
宁长上高中那年，在红柳乡是惟—一个考上县里重点高中的学生。走前他对弟弟说：“就咱家这条件，一无权，二无钱，自己不下狠劲考上去，没有第二条出路！”弟弟用力地点点头，第二年也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
宁长上高中那天已身无分文了，他拿着录取通知书在新生报到处团团转，就是不敢报到。负责新生报到的老师将问题反映给校长，校长叫先把学生留下，高出录取线四十多分，别说在农村中学，县城中学也是首屈一指！校长随后拨通了局长电话，局长指令学校按最低限度收费，并立即组织人员捐款。宁长也很快成了学校的名人。后来县城里很多人都知道县高中有个高材生，家庭条件最穷，学习成绩最好，将来很可能成为徐县的希望之星。为经济所迫，宁长极不情愿地去过县民政局求救。那天他怯怯地站在民政局的大门外，几次欲敲门，又将抬起的手放下来。一位女同志出门发现了他，还以为是路上没钱，请求遣返的。那女同志就因家里有钱，孩子又不好好学习而苦恼。她问清宁长的来由，非常感动，马上让坐倒茶。负责社会救济的李科长也主动把他请到屋里，让他填写申请救济报告单，以最高额一次救济他5oo元钱，并明确表示，宁长的穿戴他包下了，社会各界救济的衣物由他挑选。宁长流着眼泪走出民政局大门，一个很大的决心也随即下定了：用行动回报社会，回报徐县的父老乡亲。也许他对认准的理儿咬得太死；既定的目标太狭隘，太具体了，这对他日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这自然是后话了。
整个高中期间，宁长除了学习是按高标准要求自己，生活上仍按最低标准要求自己。常常一天三顿咸菜，一袋方便面要分做两顿来吃，饿了就喝点开水补充肚子，喝不下去就兑几粒咸盐。上课他常常冒虚汗，晚上饿得睡不着觉，三年高中下来，体重掉了三十多斤，人瘦得像个影子，走路直打晃儿，只学习，一直是年级组的第一名。报考志愿时，别人以为他一定会报北大的，他却报了个省内专科，理由是，急着回报社会；还有一条，他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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