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蓝眼睛象熄灭的灯泡那样暗淡下来。“好吧，这是你的选择。”老太太难过地说。
“我
很抱歉，”他说，“我需要钱，我的孩子，”
“不要对我说抱歉，这是你的事。”老师打断他说。
“是的。”他说。
从此，他和老太太就互相躲着，老师甚至不那么喜欢叫他起来为大家朗读短文了。哈尼觉得自己伤了那老太太的心，他突然在一个美国老太太身上再一次体会到爹爹的那种恼怒，这让他也恼怒起来。
哈尼的生活很紧张，他很快就将老师和写作班的事情忘记了。他一早就起床，将范妮的饭准备好，放到桌子上。然后，他坐地铁到学校上课，其实是点个卯，等老师点了名，统计了出勤率，他就离开学校，开始打工。他的同学介绍他去皇后中心里的超级市场，那里需要一个上货的工，因为那是早晨的力气活，工钱高一点。班上的许多同学都是在班上点了卯以后，就出去打工。他决定要这份工的时候，心里带着对老太太的报复，他就是想伤她的心，她那一无所知的，美国人爱管闲事的心。
要忙完整整一天，午夜以后，他才放工。分好了小费，哈尼带着满身厨房里的油烟，满手的洗洁精带着柠檬香精气味，走着回家。他的双手涨涨的，因为太多时间泡在热水里。他也戴了一顶棒球帽，此刻，他体会到了戴棒球帽的好处，它虽然不伦不类，但看上去比不戴帽子要精干多了，让自己多少有点运动着的勇气。他也买了双唐人街鞋店便宜的阿迪达斯运动鞋穿，那是因为方便，在水淋淋的厨房间工作，这样的鞋子防水，耐脏，长时间地站着，也不会让脚很痛。在坚尼街上走着，能看到夜色里三三两两地走着些收工的男人们，都是差不多的打扮，哈尼想，那都是和自己一样，从中国餐馆里放工回家的人。他们走路的样子都不好，都是中国男人惯常的姿势，塌着肩膀和胸脯，膝盖也不直，动作很慢，象生病的鱼一样。哈尼想，自己也一定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哈尼和一起跳舞的朋友曾互相提醒，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将身体挺直，象洋人一样笔挺。那时，半条淮海路上的人都会多看他一眼。而现在，在不夜的春街上走过，连警察都不多看他一眼。但哈尼的心情并没有太坏。在这时，他常常用手摸摸装在口袋里的现钱，那都是些小票面的钱，皱巴巴的，但它们是实实在在的钱。至少简妮可以用这些钱多申请几个大学，到美国来的时候，可以晚一天去打工。哈尼相信，和自己一样深夜放工，软塌塌地走在唐人街上的男人们，心里的想法和自己差不多。他知道这样走路，身体才最省力，虽然不那么精神好看，但是很实惠。
第六章 将你扔到外国大马路上去（16）
哈尼工作的餐馆老板，是个台湾人，他恨死了大陆，所以也恨从大陆来的人。常常一口一个你们大陆人，你们共产党，对哈尼说个不停。好象哈尼就是大陆，就是共产党。哈尼终于有一天被说毛了。他突然说，看到香港报纸上说，大陆马上就要进攻台湾了，解放军和导弹都已经在福建海边显形，照片都登在报纸上。这才一举将老板那张嘴堵住。但是，那天的小费因为老板心情大坏，而少分了几十元。哈尼憋了一肚子的气。通常，哈尼总是默默干活，象块海绵。洗碗的人问他从那里来的，他只说是从新疆来的，家里是农场职工，准备挣下
些钱来，回去好给儿子讨媳妇用。披萨饼店的意大利人奇怪他的英文怎么有这么标准的发音，他诚恳地解释说，是小时候，跟住在镇上的美国传教士学的，他家穷，只能去教堂的救济学校上学。哈尼渐渐将自己的心龟缩起来，尽量放在不容易遇到的地方，就象他刚到新疆去的时候一样。他在纽约就这样生活着，等待着把简妮从上海办出来的机会。
但范妮却不是一只箱子，只等哈尼回家的时候才用，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刚开始的时候，范妮的情况比鲁说得要好多了。药将她紧紧按在椅子上，象抱枕一样安静和消极。要是你不招呼她，她就整天在张椅子上坐着，不再自言自语。开始哈尼还按时带范妮去看医生，去配药吃。后来，医生说范妮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暂时的控制，应该可以旅行回家。这下，吓得哈尼再也不去医生那里了。为了防止万一，他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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