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阵电视里播放连续剧《福尔赛世家》。我们开着电视，打开沙发床准备睡觉时，这部连续剧的第一集刚开始。第二天在走廊里，姨妈叫住我问：“昨晚的电视结果怎么样了，亲爱的？我没看完就睡着了。”
那电视我们一点都没看，只好对她说，我也睡着了。
“噢，没关系，”她回答，“等波亚下班来我问问他。”
我只好赶快跑到外面的电话亭给朋友打电话，问他们谁看了昨晚的电视，结果如何，然后再提前把这告诉波亚。我们都不想让姨妈难过，也不想让这小老太太胡思乱想。
下面轮到爱玛讲了。
故事之八
剧团导演爱玛讲的是戏剧中的革新能被保守派接受有多么困难。
我来讲讲我和美工阿辽沙——你们还记得吗，我第一天就讲过他——是怎样偶然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引入一项革新的。
那是我们排练《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初上演的时候。首场演出的高c过去了，几处细节还需修改，但总的来说全剧相当成功。年轻的观众把剧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有的从邻近的几个城市赶来，有的来自城外的建筑工地。那时也正是我和阿辽沙的罗曼史最热烈的时候。
他是第一次跟女人发生关系，这孩子简直完全昏了头。我也一样。白天，我们有时交换一下眼色，然后立即跑到他那儿或我那儿，什么也挡不住我们。有时我们就在剧场里找个地方……有一次差点儿露出马脚。
我也和所有的年轻导演一样，不来点新花样就拍不了戏。
罗密欧和朱丽叶在婚礼之夜分别的那场戏，我把他们安排在朱丽叶凌乱的床前。艺术顾问提出我至少也得让那张床整洁一点，可我一定要坚持己见，说这叫“爱的杂乱”。结果，快演到这场戏时，我和阿辽沙又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热望冲昏了头脑。我们设计了一个旋转舞台，所有的布景都事先装好，到时候一转就行了。我俩决定先用一用朱丽叶的床，因为这场戏还没到，床也隐在暗处。我们便扑到床上忘乎所以了。前一幕结束后，前台的灯光灭，开始换布景了。我还做了一项革新：换下一幕的布景时不拉大幕。台上很暗，观众刚刚能辨认出下一幕的布景。大家一定猜到了，舞台开始转了起来，我和阿辽沙还在朱丽叶的床上就被转到了台前。年轻的观众们兴奋得几乎发狂，拚命地鼓掌，我们的道具管理员可吓坏了，想赶快把大幕放下，结果慌乱之中按错了按纽，“轰卤一声放下了铁制的安全幕。这下可被那些年轻的苏联观众抓住话把儿了：他们在戏剧艺术中的言论自由被铁幕挡住了。这时我听到了我的艺术生涯中空前绝后的一次电闪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我和阿辽沙飞快地从朱丽叶的床上跳下来，溜之大吉。真是万幸，没人认出我们，事后我居然还在会上批评了那个”无论是谁“竟然敢给剧团脸上抹黑的人。唉，我能怎么办呢？
我的戏剧改革还传到了列宁格勒，但我后来把实情告诉了列宁格勒的戏剧爱好者们。你们猜怎么着，戈加·托夫斯托诺戈娃觉得这个手法很好，还在利特尼的剧中效仿了此法，尽管用得委婉多了：一部描写学生生活的戏中，男女主人公单独在帐篷里时，两束聚光灯在背景上晃动、交h。很感人。
但不如我们那场戏那样大胆。
故事之九
爱丽什卡也和大家一样为住的地方发愁，直到最后找出解决的办法。
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没地方祝我们只好跟妈妈、姐姐、姐夫和他们的女儿住在一起。六口人挤在一间32平方米的屋子里。登记住房时他们不把我丈夫算在这里，因为他在单人宿舍还有床位，这样我们全家5口人平均每人6平方米，连排队等房的资格都没有。问他们时，回答是：“找人换换嘛。”
可是哪儿有人会拿两间房换你的一间房呢？花钱是小事儿，可到哪儿去找呢？白天还能凑合，因为一家人相处得都很好。可到了晚上就不好办了，原因大家也都明白。后来我和瑟约什卡想出个办法，这样每周我们至少可以有一次呆在一起，是在周日。我们给外甥女买了一辆小三轮车。一看见妈妈去厨房做饭，我们就把外甥女塞进小三轮车里让她在楼道里骑，然后开始干我们的事儿。姐姐和姐夫也是如此。他们在衣橱后面，我们在屏风后面。都是成年人，渐渐的也就习以为常，不再难为情了。只要妈妈和古尔卡不在屋就行。
楼里住着不少人家，大家对孩子都很好，孩子们骑着小车整天整天地在楼道里跑，从来没有人说什么；就是车撞了什么，也没人出来训斥孩子。这种宽容的秘密最后还是孩子们泄露的。一天上午我穿着浴衣刚从浴室出来，邻居家的小男孩伏乌什卡跑过来对我说：“爱拉阿姨，你现在是不是要跟瑟约什卡叔叔再回到床上去？”
“你问这干什么，伏乌什卡？”
“因为我爸爸妈妈刚刚上了床，尤拉的爸爸妈妈也是，所以我想古尔卡也该骑小三轮车出来玩了。”
“生活真他妈的惨。”奥尔佳听了爱丽什卡的故事后大声说。“这简直不是生活，是一个长长的大笑话。不过要想活下去，还真得笑笑，你们说对吧？”
差不多人人都同意她的说法。女人们叹了会儿气，然后想起流浪女吉娜还没讲呢。于是大家都准备听吉娜的故事。
故事之十
流浪女吉娜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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