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爱情就是爱情。有时候，爱徒有其名；有时候，爱刻骨铭心。谁也无法预知命运将给予你什么样的缘分。有些人终其一生，都遇不到对的人。有些人，费尽心机，最后却两手空空。有些人，像吕大伟和杨美眉，只要在茫茫人海中，多看一眼，命运的红绳，便紧紧系在了一起。即便这爱情是毒药，他们那样痴心的人，也会饮若琼浆。
可是，他们，能坚持到最后吗？他们一直都只是个单纯的孩子，他们的爱，就像孤岛，漂浮于成人世界的汪洋，很容易被淹没。
那天上午，孙兴赶回法大。去看守所需要学院开证明，孙兴去办公室找辅导员余婷，她不在。余婷原来是在院里的后勤部门工作，复印室的打字员，后来跟学院一个秃顶的副院长关系暧昧。大二时，她当了孙兴们以及隔壁两个班的生活辅导员，当时她快进入更年期，打羊胎素也无法阻止脸上的坑坑洼洼了。
孙兴不是那种成天跟在辅导员屁股后面的学生，除非辅导员的臀部，像莫言描述的那么高翘丰满。所以孙兴大一时是入党积极分子，到大四了还没预备。余婷刚开始很乐意向孙兴哥哥和父亲告状，诉说孙兴的生活作风问题。后来发现家里唯一关心的是孙兴期末考试能否通过，也就罢了。
过了中饭的点，余婷才提着两购物袋回来。见到孙兴，她的嘴巴张大变形，脸上的黄斑开始外凸。孙兴说明来意，她竟没有为难，从电脑里打印出一份介绍书，让孙兴去二楼学院综合办公室盖章。
孙兴在公交站台，冒着寒风等车，看着人来人往的大街和滚滚车流，心里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怕吕大伟像那只黑猫那样，被现实的车流压成猫片。半个小时后，孙兴进了地铁，插上cd的耳机，平克·弗洛伊德《我们和他们》的声音震耳欲聋，让孙兴暂时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出了地铁口，还得往前走两公里才能到达四十一看守所。地铁口的附近，聚集了一些小摊小贩的推车，卖烤玉米的，烤地瓜的，炒粉炒面的，食物冒着白色的热气。再往前走，是一片平房，屋檐下都摆着旧的灰色陶罐，一股恶心的尿骚味扑鼻而来。刚拐进一条胡同，迎面碰到一个老头，穿花马褂，提鸟笼子出来遛鸟。
孙兴问：“大爷，看守所往哪走？”他抬手，放耳朵上，说，“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孙兴往前走了几步，碰到一位中年妇女，妆化得有点过，用红绳子牵着一只白色卷毛狗，那狗穿着小黑袄，汪汪叫个不停。孙兴问那位妇女，“江城四十一看守所往哪走？”她往前一指，孙兴才在一栋商业大厦背后发现那栋五层的灰色建筑。门口牌子上写着一列大字：“江城第四十一看守所”。
看守所的入口，是一扇铁丝网门，高耸的门扉，上方绕着好多圈带刺的铁丝网。四周是高高的围墙，每隔几米，就有一个瞭望塔楼，比围墙高出半截。塔楼里有武警卫兵站岗。
那天阳光明媚，看守所附近的白桦树笔直挺立，光秃秃的，风一吹，地面上的黄叶和灰尘在半空飞舞。看大门的警卫穿着崭新的制服，肩上挎着长枪，两眼充满血丝和对阶级敌人的警惕。孙兴刚一走近，他便伸手拦住孙兴。孙兴从包里拿出介绍信，出示了身份证。
接待孙兴的，是一位腰身粗像水桶一样的男监警，脸上的肉很厚，下巴是圆的，几胖得几乎看不到眼睛。跟着他通过密封的走廊，转过几道铁门，才到内层监舍的大门。
那是一个绿色的大牢笼，朝里面望去，里面的监舍像是学生宿舍，上下的床铺，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豆腐块，比军训教官叠的还要好。监舍看上去整齐洁净，和某些港产烂片里看到的那种阴暗、潮湿、霉臭、脏乱的监房有天壤之别。每座牢房关了十几个人，只有很小的玻璃窗，风扇往里吹风。走廊上面是石灰白墙，下面被油漆刷成了绿色，底部是红漆，但已经脱落了一半，露出里面的石灰。
男监警翻阅了一下手中的花名册，吕大伟的代号是8527，于是朝手中的黑色对讲机大声喊：“8527，半小时内去亲情电话室。”
亲情电话室，其实就是一大块隔音玻璃，玻璃上开了一排小口，电话在小木盒子里，用铁锁锁住。
孙兴旁边是一位老太太，头发花白，脸色满是密密麻麻的黑斑和皱纹。她在跟年轻的孙子通电话，哭成了泪人，“孙子，奶奶想你了，你一定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奶奶一定活着，等你出来，给你做你喜欢吃的红烧鱼。”玻璃那头，她的孙子光着头，用袖子在擦拭眼角的泪水。
大约过了半小时，孙兴见到吕大伟，他坐在电话的那一头，粗布灰色囚服和裤子，上面几道杠杠的白线，闪着荧光；浓密的黑发已经被剃成光头，两眼深陷，只剩下眼珠间或转动。一米八五的大个，瘦得像一根细竹竿，仿佛风一吹就要倒似的。
“吕大伟，你怎么啦？”孙兴抓起话筒，关切地问。
吕大伟却没理孙兴，两眼呆若木鸡，抓话筒的手瑟瑟发抖，没有血色的嘴唇蠕动，口里念念有词，“爱情有毒”。
隐隐约约中，孙兴还听见他在叫一个人的名字：杨美眉。
孙兴心一震，大声对他说话。吕大伟仿佛掉进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深井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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