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绪一转，他想起在东京食堂的日子。
记得老河田因体力不支突然昏蹶在水槽旁，当得知外面留守的员工说急救车已到达时，他急得背起河田就冲了出去，直到河田被医护人员抬上担架，送上车，自己才算安心。
他又想起自己倒卖伪造电话卡，卡是以一张五十円的价钱从福建帮的一个朋友那里弄到的，随后再以一百五十円的价钱卖给周围的中国人，七百张卡让自己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小赚了七万円。再后来他申请了多张信用卡，利用信用卡消费的次数和金额来提升信誉度，等时机成熟再千方百计套取现金，这几票让他净收了二百万円，如果是在国内，这完全就是诈骗行为，而在日本，仅仅是以民事纠纷来处理。
他还想起了身边的朋友。
记得在他第二次回国探亲时，临行前淑梅将打工所赚的三百万円交给他，委托他转交给她的家人。这笔钱在日本能买一辆很不错的丰田车，淑梅能让他带这么多钱回去，说明对他的信赖。这件事让他觉得无比充实和欣慰，他一直觉得自己对得起朋友，朋友也会真心对自己。
此时，他的思绪又落到朋友大华身上，他想起了借给大华的那一百万円。就在他打算离开日本的前一个月，他向大华索要这笔半年前的借款，但对方一时苦于无钱归还，只能叩首作揖地说尽了好话。他无计可施，只好反复催促，直到大华承受不了被追债的压力，与他反目，最后反倒放出狠话扬言钱没有，命倒有一条。
再后来，大华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块带有收据的劳力士手表，这块表在新宿的当铺当了六十万円。典当手表所得的六十万让何刚减小了一部分损失，可谓不幸中的万幸。但大华的反目让他感到不解和失落，想到大华扔给他六十万円时的那副不屑神情，好像在说就这些钱了，爱拿不拿吧。当时的一幕让他有种错觉，似乎自己更像是欠钱的，而对方反倒成了趾高气昂的债主。想想曾经帮助过的朋友到最后对自己毫无感谢的话语可言，反倒成了仇人。这让他认识到不是所有付出都会有好的回报。迫于想尽快离开日本，余下的四十万他没有追究下去，就当自己认栽了。于是，这笔钱终究没能得到全额的归还。
何刚忆起了许多往事，不觉中身上竟沁出热汗，他翻了个身，顿感头痛难忍。似乎又过了好一阵儿，这股痛感才慢慢平复下来，一股倦意袭来，他感到自己真是累坏了，借着这来之不易的倦意，睡了过去。
第二天，何刚醒得很早，他看了看手腕上没有摘掉的手表，才五点多钟，由于昨晚没怎么喝水和吃东西，此时他倍感饥饿。他静静地侧躺着，走廊里传来金属手推车和脚步的声音，应该是管理员吧。看来他们也起得很早，应该是在给犯人们准备早餐。何刚翻了个身，头痛再次袭来，每当翻身的时候，都会带起头痛。何刚用手指强按着太阳穴，接下来想到的是无论如何都要填饱肚子才行，人总不能这么快就倒下吧，何况是在这种鬼地方。这天的早饭是面包、红茶和鸡蛋，他吃了很多，至少这顿饭让他感觉很有胃口。
早餐过后，房间里的四个人开始聊了起来。交谈中何刚得知那个学生气十足的会社员是因为酒驾被捕，当他说到此事时仍显出一脸懊悔的神情；那个面色黑灰，两眼凹陷的中年男人是个吸毒犯，他在谈话中大谈毒品给自己带来的快感和让人欲罢不能的奇幻魔力。那一脸畅快的感觉像是在披露毒品给他的快乐远远多于现实生活。而当谈到自己的生活时，他只说很想念她的女儿；而那个满嘴胡茬的瘦弱老头看来有七十几岁了，他是因经济案件进来的，还说自己年轻时曾在中国做过几年生意。他总是抱怨自己的拘役明明已满，为什么还要继续被关在这里。至于老头被抓的具体原因貌似非常复杂，以何刚的日语水平根本搞不明白其中缘由。
第三天，一个会中文的日本翻译告诉何刚，过些日要送他去检察院，如果被告人想为自己辩护的话，警方可以为他找律师。何刚回应说自己的情况警方都比较了解，没有请律师的必要。翻译员又问他还有什么其他要求，何刚说只想和外面的朋友联系一下，好为自己邮寄几件换洗衣物。
第六天，何刚和一众犯人被带上手铐，押进警用面包车，此次出行的目的地是地方检察院。
到了检察院，犯人们被平均分配在几个大房间里，他们坐在靠墙的大长椅上，何刚看见被叫到号码的犯人一个接着一个起身走出房间。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何刚被叫了出去，他被两名警员带到一个有大落地窗的屋子里，一个年轻的女检察官赫然端坐在桌前，她身着蓝色制服，肩头扛着闪亮的肩章，映衬着那副不怒自威的神情，端庄中更显威严。在女检察官的一侧还坐着个带眼镜的老太太，她是这里的中国翻译。女检查官质问了关于何刚从事假结婚配偶中介人一事里的要点问题，大致的内容和警察之前问的没什么两样，只是这次女检察官做了更多笔录。
从检察院回来的两天之后，那个酒驾的会社员被释放了。他离开时把自己的衬衣衬裤留给何刚作换洗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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