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良的母亲刚生下他还没过满月，父亲就病殁了。母亲尿一把屎一把地把他位扯大。盼望着他能长大出人头地，干一番大事业，可遇上这绝情的，就没有什么指望了。现在她看着小儿子被生产队的重活累得比以前还要黑瘦，心痛得要命。她寻思着小儿子没黑没明的在生产队干到底，也不过是没有一点儿技术的农民。她的大儿子是方圆几个十里颇有名气的大木匠。于是，她的脑子就像电磁场一样，被学木匠吸住了。她觉得木匠手艺是个有巧道既省力又能挣钱的活儿，赖好也有他哥这个靠山。她再三叮咛大儿子要好好地教他，以后也像他那样能成大器。
忠良在学木匠三个月里，大哥只让他用推薄，其它凿子、锯子、平顶、墨斗、锤子等工具，全然不让他去摸一把。
他哥给了他一个不足一巴掌长的小推薄，限定三天内要推平十多个床板，板面凹凸不平，推起来很费劲，他每天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渍得湿漉漉的，汗珠常常滚进眼内糊住眸子，酸痛到心里。超负荷地劳动强度，使忠良的肚子像填不满的坑，老感到瘪瘪的，每天晚上睡觉前他常要啃个馍充饥，才能安安稳稳地睡着。记得一天晚上睡觉前没啃馒头，肚子就饿得叽咕了一晚上，彻夜未眠。粗米淡饭，两个月他就吃完了拿来牧种场120斤面粉换来的饭票。
那天，天刚擦黑，他给他哥说要回家用自行车驮粮。可他哥不依，他犟着头说：“你天天吃香的喝辣的；我吃的是开水煮白菜，没有啥油水，主食再吃不够，还不把我饿死。”
说真的，忠良成天攥着推薄那破玩意儿，没完没了地推凸凹不平的床板就够呛，还要加班。加班时，他挣死扒活扛着180斤重的粮包子，颤栗着双腿，艰难地踏着搭板，一袋一袋地扛上大卡车，又躬着腰，像骡子一样地驮着包子，一袋一袋地卸下来。他哥又挖空心思地把他拼命挣来的加班血汗钱，装到他的腰包里。
粮吃完了，他要硬犟着骑自行车回家驮粮。气得他哥脸乌青，手也颤抖了。上去不由分说，就打他的耳光，那响声清脆响亮。他哥的两只手是多年做木匠练的功夫手，一打上去，力大无比，忠良的脸颊，当即就红肿得像两颗熟透柿子。他捂着灼痛的面庞，潸泪涟涟，愤然骑着自行车飞奔在回归的路上。
人过三十不学艺。忠良好已到了而立之年，学木匠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加之，他哥又是那样的虐待。他就索性不学艺了，还把他哥不让取粮，打他耳光，如何虐待他，领他加班钱的事，全兜给了母亲。
母亲抚摸着小儿子被打的红胀脸，心痛得浑浊的泪花不住地流出了眼眶。她决定不让小儿子再去受这个罪了，觉得学木匠这种活就不是小儿子干的事，看样子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在期盼得到好工作的那段日子里，他像疯了一样，确实感到了时间地漫长，度日如度年。快一个月了，庄稼地里的麦和草也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没长似的。村子里还是那样的死气沉沉，参差不齐的土坯或砖瓦房子、树木、猪、狗、牛、生产队长、小组长，老婆娃娃们，一张一张的脸和身子都见腻了，还有他那每天只挣十分工的日子，他都厌烦了。唯有“吃皇粮，端铁饭碗”是他的期盼。
就在那天晚上，他突然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羸弱得十分可怜的人，似乎又能力大扛鼎。和他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熊腰虎背、身材高大体格强壮的男人，他仰视这位男人。犹如秃发人羡慕一位秀发如云的女人一样。
这个契机终于来了。黄粱一梦刚过，曾经打过他一介耳光的大哥喊醒了他，递了他一张招工表，朦胧中他竟不敢承认这是事实。就在这天晚上，这位泥腿子，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了吃“官饭”的。
那时乡政府叫人民公社。忠良命里注定是公社电话员的料。他嘴乖腿勤，公社机关院里的大小人物都夸他是个憨厚老实的好小伙子。尤其是在公社蹲点的县武装部作战科张科长，虽说已被破格擢任为县革命委员会常委，可他在小李的眼里却没有那种冷酷、毫无表情的傲然军人气魄和当官的架子。他特别器重忠良，有时夜深人静时，他俩还在闲谝，常常把五四式小手枪拿出来，让忠良周而复始地卸卸装装，不时地扣动无弹扳机，让他玩个够。
在忠良的记忆里他没有父爱，现在看到像父亲一样的张常委那么关心爱护自己，也就没有什么顾忌地对张常委无话不说，也无话不听。张常委比他父亲还父亲，连鸡毛蒜皮的小事也管，乃至于每天的日程有什么安排，也由张常委拔弄过来，拨弄过去。
四
宝鸡的第一场大雪，自然是美得动人。
李忠良趴在阳台的栏杆上，看呆了。参差不齐的房顶上、树上全白了，咋一细看前面张常委办公的瓦房屋顶上，似乎积雪更厚。
下了一夜的大雪停了，落定了，也定位了忠良的这场劫难。
张常委的办公室里比雪前还要寒冷几分。雪已停了半晌，可室内没有像他呆在县委那边还有热烘烘的暖气宠着，现在他下基层体验生活，只好用蜂窝煤炉子将就，驱驱身上的寒气，只能把两只手捂在舔着炉膛跳跃的火苗上。这时打字员小刘从他屋里提着两个热水瓶出来要为他打开水，被他叫了回来。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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