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员有任何事情瞒着不说，都是欺骗组织，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说实话争了个留党察看，算是给他留了一条自新之路。
因为时间很紧，人数众多，江结時决定军官轮训先从中校开始。在杨才声的建议下改为从上将、中将开始，就这规模也大得令人咂舌。
杨才声是觉得不知道哪一天战争就降临了，随时会打断这种轮训，还不如从上到下的开始，最后能做到哪一级就哪一级。反正正好杨才声跟委座的看法相反，他觉得轮训高级军官的任务，比起下级军官来更为迫切。
本来应该按照现职务来进行逐级轮训，比如先搞集团军级的，其次搞军级的，再搞师一级的。但杨才声考虑战争一旦开始，实际上军官的职、衔变更既大且乱，所以按照军衔来轮训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毕竟任命新职务的时候，首先就会考虑军衔。
庐山军官训练团还没有开学的时候，杨才声一边在庐山做筹备工作，一边趁着蒋白里在这里领着一帮参谋人员在制定各种作战计划的机会，帮着蒋白里修正订定他的大作：《国防论》。
两人在西安的时候早已见过面。说起来蒋白里比较倒霉，他前段时间一直带着一支代表团在欧洲考察军事。这次回来向委座汇报考察情况，刚飞到西安第二天，就在西京招待所和那帮中央大员一块被捕了。也算是遭了池鱼之殃。
但蒋白里对老江的不抵抗政策是不满的。所以当张杨二人向他们这些人宣读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时候，希望他们在上面签名。几乎所有的南京大员都不干，但蒋白里当场签了字。
不仅如此，第三天蒋白里还应张杨之邀进来向江结時进行劝谏，细数这个不抵抗政策在军事上的种种不妥。老江素来是非常看重蒋白里这个中国公认的军事大家的，所以蒋的话老江就比较能听得进去。实际上这一次老江的思想转变，可以说有这样几个人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张雪良，二是周恩莱，三是蒋白里，四是杨才声。
就在那时候，杨才声就见到了蒋白里，不过限于当时形势，两人只能点头为礼。
蒋白里是1901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的，1905年毕业，算是杨才声的正宗师兄。杨才声是1915年进的日本陆士，比蒋白里要整整低14届。但蒋白里素来赏识杨才声，认为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优秀参谋人才。
蒋白里1912年出任保定军校校长的时候，杨才声还在念中学，他没有目睹1913年的那次著名的当众自杀事件。1916年蒋白里陪着蔡锷去日本治疗喉疾的时候，杨才声正在日本陆士念二年级，就是那时候他认识了蔡锷跟蒋白里这两个前辈，并跟着蒋白里陪蔡锷渡过了最后的时间，然后又帮着一块儿料理了将军的后事。
1918年杨才声归国的时候，蒋白里已经改武修文。他陪着梁启超赴欧洲考察文艺复兴运动，后来出版了专著《欧洲文艺复兴史》，算是中国在这方面的专家。但尽管已经偃武修文，蒋白里还是向保定军校推荐了杨才声去担任军事战略教官。
不过保定军校是北洋军阀的大本营，上上下下净是敌视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人，所以杨才声在保定军校也就呆了一个学期，就不得不离开了。蒋白里毕竟已经不是校长了，他也没有办法干涉军校的事情，只是觉得惋惜。
从杨蒋二人在国内重逢开始，有好几年他感觉蒋白里已经彻底厌倦军事了，好像是要当文学家或者说甚至要当诗人了。1923年蒋白里跟胡适一起组建了新月社，还跟徐志摩打得火热。
实际上杨才声非常理解蒋白里的这一变化。他回国以后也对中国的军阀混战、各种军国主义思想的流行，非常反感。实际上当时中国有很多人因为日本的迅速崛起，都开始倾向于搞军国主义来救国。可是这恰恰是蒋白里也好、杨才声也好，最最担心的发展方向。蒋杨二人都觉得，日本是在走一条通向灭亡的不归路。这明明是一条死路，中国还想跟着走，简直是昏了头了！
蒋白里在军校大礼堂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冲自己左胸打了一枪，很多人猜测蒋的自杀原因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都不对。杨才声感同身受，蒋白里是痛感中国前途渺茫又觉得自己无从伸手，才想死的。这几年蒋白里整文学，也不过是类似于借酒浇愁而已。掌握实权的（蒋白里国防论中称这些人为“活动分子”）统治者们非要领着中国朝死路上走，蒋白里这样的不掌实权的文人（国防论称为“智识分子”）又有什么办法呢？
蒋白里的运气也一向很糟糕。他依附袁世凯，袁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最强大的强人，却要开历史倒车，他再强能强得过反对复辟的历史大潮吗？后来又依附吴佩府这个看起来很厉害的军阀强人，可吴佩府再强能强得过国民革命这个反军阀的时代潮流吗？说穿了就是蒋白里在政治上比较小白，缺乏政治眼光。
不光缺乏政治眼光，蒋白里找“主公”总是找得不准。他跟吴佩府闹翻（因吴拒绝反奉）以后就去找孙传方，孙传方倒了之后又投奔倒江的唐生制，因为帮唐生制倒江还被江结時关了一阵监狱。好在老江舍不得杀这个中国少有的军事家，很快就被老江用于筹划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
这一次可以说蒋白里焕发了生命的第二春，他考察完日本又去欧洲考察，兴趣终于又回到军事上来了。
由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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