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全面进攻，东南沿海主要港口尽数被日军占领，使得引进先进战机之路基本断绝。加上西方国家担心刺激日本，纷纷拒绝向中国出售先进战机，这一时期的战机价格反而大大提高。比如1939年，我国向美国购买70架寇蒂斯-莱特cw-21战斗机，该机性能一般、不具备装甲和自封油箱，单机价格竟然高达7万美元。结果双方几经交涉，最后只采购了30架。相比之下，另一种性能不错的战机霍克-75的购买价格看起来低了不少（单价35，000美元），但依然高出该机的美军采购价格23，000美元一半之多。
实际上后来在台湾有一种说法，说宋美龄把钱存入外国银行是很正常的。因为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刚才说过的当时航空工业正处在飞速发展时期，买了飞机马上变旧不合算；还有一个原因，台湾报纸上的说法相当离奇，说当时的中国航空界是“匪谍横行”，所以不适合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
第一个说法不值一驳。因为当时的中国空军急需新飞机的补充，可是抗战前一段时间中国停止了新机补充这是事实。如果说这不是在当时负责购机的航空委员会一手遮天的宋美龄主张的，那没有任何可能。可是宋美龄既然已经成了专家（或者起码是行家），怎么会想出这么脑残的主意？台湾所说的因为怕旧就不买，实在是无法让我信服。
第二个说法也太离奇了一点。“匪谍”在台湾只能有一种含义，那就是**，绝不可能是指日本间谍。可是就听说过中国有好几个航空专家在美国的飞机公司任职，没听说过中国当时搞航空技术的谁是**啊。**在延安扩建飞机场，还是抗战以后美军参战的时候。**自己又没有飞机，他们的谍混在航空界做什么？就是日本间谍，也没听说过航空界的谁是，更何谈横行。
实际上不光是台湾，其实国民党还在大陆的时候，关于宋美龄的这件事就是国民党的一个大忌讳，谁提谁倒霉。这个倒霉可不是一般的倒霉，那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
1939年在重庆发生了一起日本间谍案件，事情在当时影响很大。当时日本飞机对重庆的轰炸极其残忍，确实也有汉奸和日本特务给日机指示目标。但在对这些暗藏的日本特务、汉奸的追查过程中，国民党政权的**、残暴在其特务机关的行为中就表现了出来。这些特务为了敲诈勒索，向战时逃难到重庆的各地难民大肆敲诈、索贿。对于没有钱孝敬他们的，动辄就给人扣一顶汉奸、特务的帽子把人抓进大牢，往往会九死一生。
有一天，一家从武汉辗转逃到重庆的中年知识分子夫妇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下船的时候，他们7岁的小女儿不小心摔倒，把手中的暖水瓶摔碎了。这本来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却马上被便衣特务盯上了。一伙特务围了上来，硬说这小女孩是有意摔破保温瓶的，是要借机会用暖水瓶碎片反光给日本飞机指示目标。夫妻俩正为孩子摔坏了家里仅剩不多的财物生气，没想到飞来横祸，当时赶紧辩解说孩子太小不懂事。但是特务们哪管这些，不由分说就将这一家抓进了牢里。
事情发生时，很多人在场目睹，但大多敢怒不敢言。后来重庆地方贤达以及社会各界听说国民党政府准备以特务汉奸罪名处置这一家人，纷纷呼吁释放他们，并联名签字。当时中国空军的很多飞行员也出来从专业角度为这家人辩诬说：“在几千米的高空（日机要突破重庆周边群山阻隔，至少需要飞到3，000米以上的高度），小小暖水瓶碎片的这点反射光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不能传递任何信息。不要说天上根本看不见，就是看见了，也没有任何意义，把这个作为通敌证据实在荒唐、牵强。”
但是不管各界人士怎样呼吁，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就是蛮横地不放人。眼看这家人实在没有什么可供他们敲诈的了，就要以所谓战时紧急处置法“处置”他们。这家人的丈夫终于愤怒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法庭上喊出了心中郁积已久的声音：“为了抗战，我们全家捐出了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为政府购买飞机。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在汉口被日本飞机炸死了，现在我们家倒成了通日本的特务了？报纸上说，民众的捐款足够购买多少架先进的飞机。现在，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我们这么惨，我倒想问问，我们捐款买来的飞机在哪里？你们不去查这些捐款的下落，却污蔑我们家是给日本人打信号的特务，究竟还有没有天理了？”
沈醉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当时在场的法官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国民党政府恼羞成怒之下，就给这家人扣上了**党嫌疑的帽子，秘密将他们处决了。特务们为了毁灭罪证，用匕首极其残忍地捅死了他们之后，将尸体浇上了煤油焚尸灭迹，将残骨投入长江。沈醉写道：“后来听在场的一个特务讲，凶手们动刀时，那个女的恳求刽子手们放过她的孩子，说自己情愿替女儿多挨一刀。但是，对于这帮毫无人性的魔鬼来说，这样的恳求是没有任何作用的。郑介民后来告诉我说，这是老头子的意思，因为涉及到夫人的事情。”
事实上，这个事情之所以最后要闹到杀人灭口，就是因为他无意中涉及到了以宋美龄为首的人贪污民众抗战捐款的事情。
在抗战前，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向江委员长“献机祝寿”的运动。当时全国各地踊跃参加，到底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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