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然不愿意进攻自己的老长官，宁肯把察哈尔让给冯玉想，自己到西山休养，也不愿意按南京的指示去打冯玉想，还警告准备打的庞炳勋。但他从这时候起就再也不想回冯玉想麾下了，从此再也没有听从冯的命令。不过在私人感情上，他还是倾向于冯的，每个月都送给冯五千大洋。
但宋哲元的抗日态度却慢慢的变化了，这其中老江也有责任。我们前面说的“张北事件”实际上发生过两次，我们说的是第二次。这个第二次南京为了让日本人消气，就把宋哲元免职了。宋哲元大骂：“谁再相信江结時抗日，谁就是傻瓜混蛋！”可以说这应当是宋哲元态度转化的重要转折点。
从此以后，29军进驻平津，宋哲元一是受南京的不抵抗政策所激，二是受29军实际利益所拖，慢慢的就滑向钦日的泥坑。实际上张自忠在天津对杨才声所说的，恰恰是宋哲元这几年所持的态度，就是利用日本发展经济。现在老江特别担心的，就是很明显日本人现在已经等不及了，想要挑起事端。如果宋哲元还是持这个态度，那就有可能中了日本人的计策，部队疏于戒备，被人家突袭打垮。
杨才声在平津一带所看到的，恰恰是委座最担心的局面。杨才声见秦德纯也好、张自忠也好、冯治安也好，主要还是摸底，实际上关键还在宋哲元身上。别看29军的几大军头内斗很激烈，但宋哲元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只要出面作出决定，其他人还是会服从（不管内心怎么想）。现在从张自忠身上，杨才声就可以感觉到宋哲元的态度，因此心焦如焚。
但再急也不能轻车简从的疾行，因为冯治安坚决不同意。民国时期匪股多如牛毛，只要一出大城市，到处都是匪。便装可以骗日本人，但没法躲过土匪。冯治安坚持派了一个连，乘坐将近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的到了乐陵。
宋哲元的家，就在乐陵县城跟前的赵洪都村。以前宋家特别穷，住的是几间草房，宋哲元发达之后才盖起了几间砖房。远远的看着这个简朴的小院，杨才声不由得想起自己的老长官冯玉想。
冯玉想总是不能笼络住自己的部下，很多人把原因归结为冯的善变，实际上杨才声觉得这样说根本不准确。民国时期军阀混战，部队就是一切，茅则冬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说的就是这种局面。当时大部分军阀靠什么来笼络住部下呢，基本就是江结時那一套，以钱、权为核心。
那个年代官兵的思想就是当兵吃粮，士兵关心的就是吃饱穿暖，军官则要钱和权势。但是冯老总统统不给，他自己带头艰苦朴素，对手下也是从严要求。宋哲元都当上团长了，迟到几分钟，还被冯老总打了军棍。冯玉想虽然非常向往革命，但他文化太低，不懂高深的革命道理，所以基本上还是用封建的那一套来带兵。动不动就是军棍，甚至罚跪都是经常的。
韩复榘后来跟人说，我跟了冯玉想十几年，他就请我们吃过一顿饭。吃完饭他还掏出一块大洋把自己那份的帐付上，我们只得纷纷掏钱付自己的饭钱。实际上冯玉想这样做，没办法笼络住这些大将，因为当时就是那样一种风气。冯玉想想独善其身、刹住这股贪腐歪风，就有点不合时宜。他又没有**的那一套办法通过思想教育来做到这一点，所以部下就纷纷离心。
宋哲元进入平津之后，吸取了冯老总的教训，就开始放任手下。29军的几个军头，张自忠跟赵登禹都抽大烟，刘汝明甚至在察哈尔卖押片。这要是在冯玉想军中，杀几回头都够了，但宋哲元都装看不见。这样人倒是笼络住了，问题是军官们的战斗意志一降再降，真的有事怎么办，杨才声心中只是叹气。
不光如此，宋哲元本人原来极为简朴，这一点深得冯玉想的喜爱。但进入平津之后，宋哲元也一天天的变了。他原来不怎么打牌，现在动不动就召集人打麻将，而且打得很大。说赏部下动不动就是一两万，而且还赠与北平的洋房。
宋哲元回乡，实际上各大办事机构都跟着，电台也24小时开机。宋哲元只是想摆脱日本人无时无刻的纠缠，这个冀察的事情，他还是放不开的。也没办法放开，只要他还是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他就是最后责任人。
看到车队抵达，宋哲元的副官迎出来将杨才声让进宋家。宋哲元穿着一身家居服装，忙上来敬礼口称杨总一路辛苦了。他早就接到冯治安的电文，知道杨才声要亲自来他家里。
宋哲元一脸病容。他因为躲避火车相撞跳车摔伤了腰，而且因为本身就有严重的高血压所以形成了极难治愈的高血压肾病，所以时常腰痛不能行走。杨才声问了他最近的病情，宋哲元说自己总是不能认真服药，近日血压经常在200以上。
杨才声也有高血压，但他每日必服一片降压药，所以血压一直控制的比较好，一般都在150以下。高血压患者一是不能劳累、急躁、暴怒，第二就是一定要按时服药，终生不能离降压药。高血压本身很难说是病，但高血压是多种慢性病的根源，所以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像宋哲元这样动不动就发怒，又不能按时吃药，很容易使血压经常波动。
宋哲元叹口气，光远兄啊，现在坏消息总是一日三惊的，我如何能安心调养？杨才声安慰说，明轩兄这个高血压你一定不敢等闲视之。我在美国的时候专门请教过几个名医，都说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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