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1942年是个艰辛和充满变化的一年：日本在太平洋获得全胜，占领了东印度岛、吉隆坡、马六甲、菲律宾、仰光和爪哇，爪哇岛海战在8月份开始11月结束，日军惨败；年初长沙战役结束，华军大胜；年中，浙赣战役中日军虽打通浙赣铁路，但伤亡惨重；欧洲，德军撤出科西嘉岛，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
均臣的生活在1942年也起了些变化，姊姊莉霞已经与毛全泰的伙计泉结了婚，并已怀胎七、八个月了，均臣的弟弟幼臣在母亲的陪同下也由宁波乡下来到了上海，在贵州路宁波路的万昌五金号做学徒。均臣母亲在姨母家住了段日子后，就又回宁波乡下了。新华五金店里又来了一个新学徒叫张炳仁，是陆记洋行张炳初的弟弟。赵先生结婚了，裕元也结婚了，均臣虚岁十八了。光阴在山坡的瀑布中偷偷地泻去了，回头已不能望见其所以，一月复一月的过去，惜哉光阴之捷，匆匆又是一年。
均臣早晨七时就起身了，抬头看到墙上挂的日历牌，这天是1943年的元旦。星儿还挂在天边，天气很寒冷，室内温度只有32度，水龙头都被冰结住了。这半年来，痰很多，是那种隔着一丝丝的细血丝和红暗的痰，大约是肺部受理咳嗽致伤。为了恢复身体，均臣每天都坚持锻炼，先做徒手操，再从大马路跑到天津路来回，尽管一路上很冷，牙﹑耳﹑鼻如刀割一般。
一大早就接到赵先生的电话，闻喜赵太太将要临盆，均臣与裕元、锦华还有去年刚来的炳初，受邀前去赵先生家吃中午饭，这就算是年饭了。赵家在新开河一条大街的一幢栈房式二楼的前楼，地方很小，只能二人住。赵先生和赵太太都很客气，小菜都是从宁波顺带来，很像乡人做节日羹饭一般，不过多了一只暖锅。大家都是客客气气的，客气中似乎隔着些了，这在均臣看来，似乎已经失去了开始时大家之间的热情，大家客客气气算是吃了年饭。回来乘车时人山人海轧得了不得，有几个人被轧倒，爬不起来。有个少年趁机施起三只手来，被人捉住暴打。均臣看着这些已经习以为常，这种事见多了，连心都不过一下了，只当是看热闹。
四人回到店里，就开始洗地板，洗完地板就将吃饭的桌子摊开充当乒乓桌，台面中间架一条竹竿，大家拍起了乒乓，虽然简陋但也拍得欢喜。接着就是弈棋，炳仁的弈姿很好，谁都胜他不过。不自觉就到了晚上，四人各出了钱去买些酒和菜，用火酒煮后就喝，大家声高采烈地猜拳。酒后饭饱，大家又说起闲话，裕元讲到他那个在元记公司的弟弟和其店里的几个人，因为囤了六听皮鞋油而被老板停了生意。裕元辩解说：“我弟所为非涉店中生意，根本无正当理由辞退我弟，应该与老板起交涉。”均臣附和着：“那老板是存心扳车头[1]所以小题大作，为了不发遣散费叫大家无条件走。”裕元说：“是的，他们都不希望再在此店做，而希望的是遣散费。像元记这种老板简直不是人，店中赚了百万以上的钱，到现在生意清淡就叫人走，而且不发遣散费。”炳仁也加了一句：“这不是与借口说学徒偷东西而被逐一样吗？这种守财奴寿命也一定会短。”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著，纷纷诉说资本家的可恨。接着大家又谈到最近报纸上热议的南京政府要参战打英美的事，现在谣传纷纷，又说是要抽壮丁，吓得人心惶惶。
闲话一阵后，均臣就一个人回到住处，在灯下看巴金的《灭亡》，这是《新生》的上部，讲述一个沉默而憎恨现实人生的青年，失恋后为革命而奔走劳苦，后来他的一个朋友牺牲了性命，这给他一个很大的打击，因此他以复仇的机会去灭亡自己。他用枪打戒严司令，后来终于灭亡了。在激烈紧张的时候，激得均臣咬着牙大叫不已，有时被激动得直哭。
均臣与裕元、刘百川等人的研究讨论会竟也坚持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在会上交流的读书中，像当年所有读书的知识青年一样，均臣也接触了各种主义好像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随着年龄的长大，社会阅历的增加和外界的影响，他开始痛恨这个社会和一切与资本社会有关的东西，包括传统老实接受命运安排的姨夫母们。近来，均臣与姨夫姨母的关系在慢慢起着变化，他认为姨父母之恩虽可称再造，是该报的，可是他们的思想是**的，他们以为凡是平民必须以忠诚勤恳的努力为资本家服务，而所得的报酬呢，是皇上的恩赐不可违之的。他们以为终身去依靠资本家，去替他们造财产，而自己身居丈方之屋儿女成群，食为粗茶淡饭，是时也﹑命也﹑运也，是前世的事。他们并且憎恨反对老板，甚至那些为压迫而呼吁的声音，非但得不到他们的同情，反而加以仇视。均臣已开始不甘心永远做底层的被资本家剥削的人，他要奋斗，要抗争，要出头。当时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思潮就这样深深地影响着、推动着哪怕是像均臣这样单一的微小的个体。虽然仍在战争中，但这股庞大的思潮一直从一个世纪前延续下来蔓延开来，毫无减弱反而逐渐增强，并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历史走向。这些在均臣这个十七岁的少年的想象中是无法企及的，但历史依旧按照自己的轨道固执地走着，每个个体，每个家庭，甚至每个国家都无从摆脱无从避免地被大潮推动着，均臣不知道，这其实也是种命运的安排，更大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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