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至苇沙河都到这儿交公粮，很多人到我家投宿；粮库西是火车站，下车的旅客从我家门前过，图方便，旅客就主动投宿到我家来。
我家自己住西头一间屋，东头贯穿三间屋对面两铺通炕，炕梢各有一个单间；楼上是雅间，有一人间、二人间和一个四人间。我父亲选这个地方很空旷，房后到铁道没有人家，有一条便道，道北归车站，是铁路卸货场；道南归我家，院落很大，从房东头大门进院，有两趟牲口棚，有停我家盖起房子之后，父母开起旅饭店来。我家西面一百多米是国家粮库，上至六道沟，放车、爬犁的地方，有一口自己打的水井，可以提水饮牲口。其余的是菜地。
客人多是好事，也不是好事，我母亲怀着快足月的我，还得脚不沾地地忙活，真是辛苦。
一天，父母正在为客人准备午饭，闯进来一群人，为首的是一个农会干部，后面跟着一群背着长枪的民兵。那人进门就问：“谁是高振帮？”
我父亲赶忙回答：“我是。”
“跟我们走一趟。”那人口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我母亲抢过来问：“干什么？”
“到那儿就知道了。”那人铁青着脸，声严厉色。
“到哪儿？”我母亲又问。
“台兴村公所。”那人答。
“没事，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父亲安慰母亲说。父亲被带走了，母亲着了慌，赶紧找人去打听。去打听的人回来说：“不让见，听人说好像跟钱有关。”我母亲更纳闷了：“跟钱有关，什么钱？我家没借过钱、没偷过钱、更没抢过、昧过别人的钱，家里也没多少钱，到底是怎么回事？”想破脑袋，母亲也想不出个头肚来，就去找河西村农会去了。我家地属河西村，按理说有事该由河西村处理才对。河西村农会会长倪朝有，在前小街上住，我们住的这条大道叫后大道，中间有一条小道相通，过去认识，但不很熟。倪朝是世代贫农，五十多岁，身材瘦小精干，留着山羊胡子，精神矍铄。他一听我母亲的话就说：“他台兴的凭什么上我们村来抓人？这不是瞒着锅台上炕吗？你回家等着，我去看看。”说着就去了台兴村。
父亲被带到台兴村公所，先关进了一间屋子。我父亲心想：“什么事能犯到他们手里呢？我家做过的好事千千万，对不起人的没半分，管他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何惧之有？”想着想着，坐在炕沿儿上，倚墙睡着了。
“起来，过堂！”一声断喝打断了父亲的睡梦，父亲被带进另一间屋。那个农会干部坐在迎面的桌子后面，持枪的民兵站立两厢，真有过堂的架势。
“你叫高振帮？”那人问。
“是。”我父亲答。
“干什么的？”那人又问。
“开店的。”我父亲从容不迫地回答。
“你家很有钱？”
“没有。”我父亲坦然回答。
“没有？没钱你能盖得起楼？开得起店？把你家的浮财交出来，放你回去，要不然的话，有你好受的。”图穷匕见，原来是为了钱。土改进行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进行的叫什么“砍挖”运动，就是深挖地主老财的浮财。
我父亲被生活所压，虽然不太热心参加运动，但毕竟是根据地的群众，对土改的政策还是有所了解的，就据理力争起来：“盖楼没花多少钱，木头是我自己从长白放下来的；坯是我一家老小自己脱的；石头是自己雇车到河套里捡的；人工多是邻里乡亲帮忙。我上有老母，下有两个孩子，第三个眼瞅着就要生了，还得供三个弟妹上学，不开店，我一家老小怎么养活？再说，我一不是地主，家里没有土地；二不是做大买卖的，开个小店养家糊口，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坑人，有钱也不用交呀，何况我还没钱呢。”
“你还强词夺理??????”那人有些恼羞成怒还待说下去，倪朝有推门进来，打断了他的话语。他们常在一起开会，自是熟识。倪朝有站在门外，把事情听了个大概。心想，“高振帮是我们村的人，挖浮财也该我们村得，你们这不是强取豪夺吗？”倪朝有进门伏在那个人的耳边，悄声说：“高振帮是我们村的人，有什么事，我带回去处理。”
那个人说：“那不行，人是我们抓的，就该我们处理。”
倪朝有说：“这可是有规定的，哪村的人归哪村管，不能越界抓人。要不，咱让上边工作组断一断。”
那人说：“人我是不能给你的，有人在我们这儿告他霸占石头。”
倪朝有一听这话，不明就里，只好不言声了。
那人转而对我父亲说：“你为什么霸占人家的石头？”
“没有啊??????”我父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怎么回答。
“王石匠告你盖房子用了人家的石头不给钱，是怎么回事？”
我父亲猛然间想起，日伪时期，日本人雇了一个石匠打了一些石头，就在我家房后那个地方堆着，日本人已经付了钱。日本人倒台的时候，被一些盖房子的人家当做日本财产抢了。但那和我父亲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父亲就说：“听说过抢石头的事，但那和我没关系。我用的石头都是雇车到河套、江边捡的。雇的是赵河西和高雁家的车，你们可以去问；再说，石匠打的石头有棱有角，我家用的是圆咕隆的鹅卵石，石头都露在墙外，一看就明白，你们可以去看。如果有一块打过的石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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