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性倔强，不通人情世故，这种性格决定了我失败的一生。这种性格传承自家族的血统，来源于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当过工人，做过农民，更多时间是自由业者。主业是木匠，还会瓦匠，开过旅店、办过饭店，擅打渔，能打猎，会养蜂，通园艺，一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生活的技能几乎无一不晓。但他认死理的犟脾气却决定了他一生的坎坎坷坷。
风雨山神庙
我的父亲出生在闯关东路上的一个破庙里。
我的祖籍是山东沂水西马皇村。听老人说，那是一块风水宝地，能出一斗芝麻的官。我的父亲终生没有机会回老家看一看，是他晚年的一块心病。1976年秋，我到山东公出，从益都（现改名为青州）坐大客到莒南，中午在沂水吃饭，终于见到了老家的面貌。我下了车，站在老家的土地上，迫不及待地四处张望。县城不大，也没有高大建筑。秋后的骄阳依然酷热，纵横街道都是土路，路上流淌着细尘，深可没过脚面子，一走“噗嗤、噗嗤”的，没有坚硬的地方可以下脚，只得任凭尘土溅满裤腿，灌满鞋窠。偶尔有车经过，扬起的尘土像一条翻腾滚动的巨龙，把街道两旁的一切都遮蔽了，半天尘埃才能落定。站在县城向四外望去，群山连绵起伏，满眼尽是黄埃埃的土地，没有绿意。地里晾晒着地瓜干，一片片白花花的。这里的人们很聪明，起了地瓜就地用一种一尺来长的小铡刀，铡成片晾在地里，等干了再收回家。往城的西南方望去，在山峰的前面，有一片凹地，散落着一些不太密集的土房，那就是西马皇村了。老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贫瘠、苍凉，丝毫没有风水宝地的摸样。
走进饭店，我和同伴要了四个菜一瓶地瓜干酒，有鱼有肉，东北人就是“好面儿”，不管穷富，出门在外总要好吃好喝，以免“跌份儿”。饭店的经理、厨师以为来了大客户，亲自过来殷勤相询，并问要不要鸡蛋汤，五角钱一碗。等端上来一看，哪还有汤啊，干糊糊的全是鸡蛋了。这时，进城赶集、办事的当地人也都来吃饭。他们花二分钱，买上一罐儿水，解下腰里的包袱，拿出黑乎乎自带的地瓜干煎饼，蹲在桌前的二人长凳上，吃煎饼喝水，连咸菜也不要。盛水的瓦罐，像东北的“药吊子”，只是多了一个长把。看他们吃的津津有味，我的心里有些酸楚。
吃完饭，继续前行。车走到城外，又上来几位乘客，最后是一位中年汉子，脖子上系着毛巾，身上穿着蓝色土布裤褂，腰里还系着绳子，手里拎着一把二胡。上车就站在车门口，高声说道：“旅途寂寞，我给大家伙儿唱上一段，唱好唱赖，大家给我呱唧呱唧。”说着，就把一条腿踏在上一级踏板上，支上二胡唱起来。他这一抬腿，屁股上的裤子绷紧了，自纺的土布经纬稀疏，再加上缝的针脚大，就开缝了，露出里面白白的肉来。旁边的人，看着掩嘴窃笑，他还以为是被他的说唱引逗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故乡尚且贫穷如此，何况更久远的年代呢？
我太爷高连文上有老母，下有四子一女，家中只有几亩薄田，终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日子过得极其艰难。上世纪十年代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波及中国，国内军阀争雄，一片混乱，弄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老家又闹起了土匪。自古山东多响马，沂蒙山地势险要，是土匪经常盘踞的地方。经常有人被绑票，今天这家送回来一只耳朵，明天那家送回来一节断指，土匪为了索要赎金无所不用其极，赎金送不及时就被撕票，弄得人人自危、家家心颤。我太爷听人说，关东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连刨块石头都能挤出二两油，好讨生活，就决定闯关东。
闯关东路途遥远，又要漂洋过海，太爷拿不出买船票的钱，就上邻居张大哥家去借。邻居张大哥家人口少，地多，日子相对富裕一些。平时两家相处的极好，张大哥一听我太爷借钱买船票闯关东，拍着大腿，连说：“好、好、好！村头俺那个本家二小子，前两天不是被绑了去吗，夜个回来告诉俺，说听那伙人议论，还点到俺的名呢。俺家日子还过得去，你是知道的，俺这是叫那帮天煞的土匪惦记上了，早早晚晚得让他们绑了去。俺正愁怎么办呢，你这个主意给俺救了驾。你家的船票包在俺身上了，咱们一起闯关东去，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要走，咱就趁早，别让这帮毬攮的堵了窝里。”
经过短暂的筹备，两家人一起踏上了背井离乡的逃难之路。大爷爷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太爷把他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和奶奶，人口少了，日子能好过些。我太爷领着二爷爷、我爷爷、奶奶、四爷爷和姑奶上了路。离井别乡，前途未卜，两家人都是满怀愁绪，走得很慢。我奶奶是小脚，又有孕在身，我爷爷就弄了一副架子筐，一头挑着我奶奶，一头挑着全部家当。所谓全部家当，也就是两床破棉被、几个瓦罐、两个泥盆和一口铁锅、几个粗瓷碗。
两家人随着逃难的人流走到海边的龙口，从这里乘木船漂洋过海到了营口，张大哥一家要上牡丹江，分手后，我太爷领着一家，一路上讨着饭向长白山脚下的临江奔来。
这一天走到吉林省的通化庙沟，看到一座破败的庙宇，我太爷和兄弟划拉一些稻草、秫秸，打好地铺，全家准备在这儿歇脚过夜，休息两天。第二天，我太爷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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