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李老师病了。放学后,我们二三十个同学相约着去探望李老师。李老师家就在学校北面的台兴村里住,距学校也就是一里地。我们跑到李老师家房门口,她家人正生火准备做饭,大家挤在门口探头探脑,不知直接闯进去是否合适,我站在门口同学的身后大声喊:“报告!”大家齐把目光转向我,可能奇怪:到老师家你喊什么报告?我也不知为什么,见大家不敢进去,随口就喊了,只听屋里李老师咳嗽着说:“进来,快进来??????”我们一下子涌进去,把里屋地挤满了。只见李老师病体支离,横卧在炕头,花白的头发蓬乱着,两眼无神,满面憔悴,勉强支起身来,笑着和我们说话。见李老师说话费劲,大家急忙说完祝福的话,匆匆告辞了。从那以后,李老师再没到学校来,不知是搬家转走了,还是休长假了,抑或是退休了?????
我们换了班主任。新班任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叫王清溪,在于美业家后面那趟房住,所以第一天上课,于美业管他叫“王叔”。他是体育界著名人士,“三铁”冠军。他长得身材魁伟彪悍,孔武有力;方面大耳,棱角分明;双目如铃,咄咄逼人;鼻挺口阔,钢髯如针。只是教学未显长处,也许是我年龄尚小,领悟能力有限,在他教我们的近两年时间里,我学得懵懵懂懂、迷迷糊糊,而他竟说我学得好、学得扎实,真是莫名其妙。这两年里他一直让我当学习委员。
三年级伊始,我们调了教室,由于上学的孩子多了,校舍不够用,把我们调到了山上的西公所。西公所是在卧虎山西坡半山腰里辟出来的一块平地上建的庙。三间正殿尚供着不知什么神明的塑像。西偏殿倒出来给我们做了教室,倒也宽敞明亮。四周是围墙,东南角有厕所,厕所旁有个角门通往山上;正门冲南,下了台阶是一条便道,通往山上和下边的学校。道下是悬崖峭壁,山脚下是通往三公里和大湖煤矿的铁路。老师也换了,苏宜成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中等身材,黧黑削瘦,面庞立体感很强,两只眼睛特别大。他字写得特别好,俊逸飘洒,对我们影响很大。当时他正和某单位会计鲁女士谈恋爱,加上他身体不好,正在治疗肺结核,耽误班势所难免。老师不在的时候,班级纪律就难免有点松散。
李春芝老师教我们数学。她相貌平平,额头有块黑痣,不注意修饰,但课教得非常棒。在她执教的两年里,我自觉数学明显地上了一个档次,也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年,我家买了一个“戏匣子”,是南京产的“红星”牌的,个头很小。我始终奇怪:“这么小的匣子,怎么里边有那么多人啊?又说又唱的。他们是怎么进去的?”放了学,我就围着它转来转去的,想从后面看看人在哪儿,是怎么进去的。看来看去,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反而更增加了疑惑。我盼着它能讲故事,果然,四点多钟,戏匣子里传出清脆的小喇叭声和奶声奶气的播音:“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滴嗒嗒嗒——小朋友们好,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下面继续请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接着传出了孙敬修那浑厚、带有笑意、充满磁性的声音,我敢说,他那学猪八戒叫“猴儿哥”的声音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听完他的故事,我的心里得到了一丝满足。从那以后,收听“小喇叭”是我每天必修的功课。
我父亲也特别喜欢“戏匣子”,他喜欢听马连良的京剧,每次都闭着眼睛,摇晃着脑袋,手在腿上打着节拍,哼哼呀呀地跟着唱。他还特别喜欢听评书。我记得有一年吉林台每天中午播王充讲的《水浒》,不管多累,我父亲到时必听。每天结束都是“噔噔噔噔,西门庆上楼来了。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噔噔了一个多月,西门庆还没上的了楼。
寒假过后,我们到学校报道,准备开始新的学期。但到校一看,学校各教室里挂满了大字报,反右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学校贴出了通知,假期延长一个月。当时我们年龄尚小,不了解这场斗争的残酷,欢天喜地地回家享受假期的快乐去了。等开学一看,有的老师不见了。我们的数学老师李春芝,头上多了一些白发,面容更加憔悴,声音也变得嘶哑起来,但她教课依然那么认真。后来知道,她的丈夫——县中学的资深教师姓乔,被打成“”,进了监狱,被判了十五年。
很快我家也“享受”了特殊待遇。那时临江县已成立了人民公社,黎红社改成了黎红大队。一天,大队书记孙成有组织一伙人敲锣打鼓给我家送来了一张大字报,罗列了我父亲爱国卫生运动、挖鱼鳞坑、深翻地时的那些言论并痛加驳斥。虽然没有什么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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