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老首长肯出面保他，就什么事也没有，但是老首长没有出面。他现在对陈白露这么好，全是因为愧疚。”
《欢乐颂》收了个高亢的尾巴，掌声在大厅里响起来，乐团起身朝欢乐的人们鞠躬，我盯着陈白露看，她的金色高跟鞋被腰上垂下的黑色缎带缠住，边鼓掌边一个趔趄，杨宽揽住她的腰，她抬头大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
“你瞧，这个贱人。”路雯珊说。
第三次见到陈白露，是在学校的食堂。那天我端着一盒沙拉，想找个靠窗的位子，然后看到一个穿着牛仔裤、灰t恤和白球鞋的姑娘边喝酸奶边看表，身旁放着双肩包和一摞课本。清晨橘黄色的阳光照着她的侧脸， 碎发垂在高高的鼻梁上，她的脸色饱满而红润，像一颗成熟的苹果。
“嗨，陈白露。”我站在她面前说。
她在盛夏的阳光里抬起头来一笑，额头光洁如玉。
陈白露住在团结湖往东的日报社家属院。这是她妈妈的房子。当时这所房子是单位福利，不要白不要，没想到一朝变故，这间小公寓成了仅剩的财产。
陈白露回到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她的爸爸妈妈让她把这所房子租出去，房租就算她的生活费。可是据说她一进到学校宿舍，就被狭小的空间和公共卫生间吓到了，她既不能在五个人的注视下完成饮食起居，更不能忍受早上在洗手间外排长队。
她迅速布置好那套两居室，一个星期之后就搬了进去。这不是因为她行事利落，而是她根本没带什么钱，只比身无分文强一点点，而买了简单的家具后，就真的身无分文了。
到大二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陆陆续续添置了不少东西，可是依然很简单。卧室里一张小小的单人床，永远铺着白色或米色的床单，单日是白色，双日是米色；衣橱很窄，以至于我第一次进到她的卧室，还在好奇她把衣服放在哪里。我从未见过一个女孩的衣橱可以这样小。她的衣服很少，挂在一排银色衣架上，静静地罗列在里面，衣橱角落里垒着三五块沉香木，是她独有的熏香办法。除此之外，窗边一把孔雀椅，椅子上搭着豆青色半旧的丝绸坐垫，墙上一面穿衣镜，再没别的陈设。没有毛绒公仔，没有花瓶，你绝想不到这是个女孩子的房间。
隔壁是书房，占了两面墙的架子上密密地垒着书，正中央一只巨大的红木条案，似乎比床还要大，占去了小半个房间。我对那只条案非常感兴趣，当时刚好选修了一门叫“明代家具研究”的选修课，很用心地看过两本书，于是立刻跑过去又摸又叩，想判断出年代。
但是我没有成功，如果我听课还算用心的话，木头至少是清代的， 可是我从未见过明清时候有这样设计的条案：矮墩墩，四只粗脚，枨子勾脚一概没有，却有云纹牙头，云纹又雕得十分精美。
我鉴宝失败，求她公布答案。 “这只案子嘛，是‘文革’的时候从一个大人物的家里抄来的，后来那家人病死的病死，自杀的自杀‘，文革’结束以后发还家产，也没有人能来领了。” 我吓了一跳，顿时觉得这厚重的红木色泽带了血淋淋的意味。 “你从哪儿找到的这东西？” “除了老首长，还能从哪儿？他听说我从学校里搬出来住，就让秘书带我去地下室挑一些不要的家具。那地下室大概有十年没打开过了，锁孔都锈住了。后来把门撬开，满屋子落了灰的大家伙，我一眼看到这个案子，是不是缘分？我也不大懂这些，不过像是明朝的，只可惜早年被那些不识货的人扔来扔去，四只脚有一只断掉了半截。我叫人把它抬出来，把脚锯平，所以它比别的案子矮一些，而且本来底下是有枨子的， 现在也没了。”
“可惜，可惜。”我摸着那精细的雕花，想象着被锯掉的半截是什么模样。 “可惜什么呀，遇到我是它幸运。老首长的地下室你没有去过，不比地上的房间小，里面这些东西一直堆到天花板。将来遇到识货的买走就算好的，其他的恐怕都要一卡车拉到垃圾站烧掉。”
“哎！”我大叫一声，“那你该多拿些。你看你家里多寒酸！”
她脸上的怜惜消失了，立刻恢复了她惯有的傲慢表情，斜着眼看我：
“咦，你也不是没见过好东西的人，怎么一股小家子气？东西么，够用就行，能少一件就少一件，多一件就是累赘。”
我当时在心里想：你说得光明正大，还不是因为你没有钱。
我印象中陈白露总是缺钱，永远在缺钱。现在我回想起来，能在记忆中搜寻出很多个她眉头紧锁的片段，有时候坐在那把孔雀椅上，有时候蹲在书房里的大花盆前，有时候盘腿坐在我家的地板上、手里捏着茶杯什么的，问她“发什么愣呢？”她就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不是回答我， 而是跟自己说：“去哪儿弄笔钱呢。”
她的爸爸妈妈一开始是给她生活费的，每个月六百元，在2006年物价还算平稳的北京，这差不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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