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作风，登基以后他一直致力于凸显隋朝的大帝国气象，短短十几年，隋炀帝建东都，修运河，特别是隋朝运河，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在中国的版图上画了一个大大的v字。所谓“罪在当代，利在千秋”是人们最常对这条运河做的评价，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作为后人，虽然代代享受着运河给我们带来的便利，但是仍然需要冷静下来思考——利在千秋难道可以成为罪在当代的保护伞吗？）
后世多把隋炀帝杨广看成是和桀纣一样的暴君，常常把隋炀帝批评得一无是处，但他仍然有一点功绩总要被人们拿出来说一说——修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上，隋朝修大运河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朝代都喜欢修长城，隋朝偏偏更爱修运河，除了爱修运河，隋朝政府还喜欢建东都（洛阳）。当然这并不代表隋朝没有修长城。修长城是几乎中国历代王朝都要做的一件事，隋文帝杨坚一直苦于突厥和吐谷浑的骚扰，因此常常把修长城、固边防这些词挂在嘴边，在文帝一朝就不止一次地修筑过长城。到隋炀帝一登基，立刻又发动几百万壮丁，再一次补修长城。这是一次劳民伤财的举动，“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高熲和苏威都曾劝谏过隋炀帝不要如此急功近利，但皆遭到拒绝。此外，隋炀帝还下令修筑驰道，“戊午，发河北十餘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不过，“西拒榆林，东至紫河”的隋长城和绵延千里的驰道与隋运河和东都洛阳比起来，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们先来看东都洛阳，再去看隋朝运河。
隋文帝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末，杨谅之乱刚刚被平定，隋炀帝杨广就下诏修建东都洛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营建洛阳的工程正式开工，总工程师是宇文恺和杨达。实际上隋朝已经不是第一次修筑大城了，早在文帝一朝时就已经在旧长安城的东南方修筑了大兴城（即我们平常讲的隋唐都城长安城），大兴城的规模和建制在当时的世界上独一无二，宏大壮丽，气象万千，我们引岑仲勉先生《隋唐史》中的一段来证明其规模：
据近人估计，其旧址面积约七十平方公里，大于现时之北京。（《文物参考资料》三八期六八页）
岑仲勉先生所引的《文物参考资料》三八期是属于比较早的期刊了，现在北京囊括了周边的区县，面积越扩越大，如果我们拿当下的北京市来和大兴城比，大兴城怕是比不上，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大兴城一定比明清时的北京要大，而且要大很多。隋大兴城大致分宫城、皇城、外郭城三个部分，是由宇文恺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主持修建的。唐朝长安城就是承继隋大兴城而来的，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第一大都市。我们不看隋大兴城的构造，单看唐长安城的构造便可知其宏大。唐长安城有三内，西内为太极宫，东内为大明宫，南内为兴庆宫。西内太极宫东西南北四面开十个城门，分掖庭宫、太极宫、东宫三大部分，中有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神龙殿，东内大明宫面积大约是清皇城的4.5倍，中有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延英殿等。这只是皇城的规模，如果再算上外围的坊市街道，隋唐长安城城高墙固，街衢宽直，坊市严整，气势雄浑，美轮美奂，颇像神仙从天上降下来的一座大都会。既然已经有了这样一座足以展示大国风采的大兴城，隋炀帝杨广为什么还要再修东都洛阳呢？
《资治通鉴》提出了一个原因。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章仇太翼又一次发话了，他对隋炀帝杨广说：
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修治洛阳还晋家。
章仇太翼分析得头头是道，杨广是木属性的命，而长安所在的雍州因为在西边，所以正好能克木，因此长安是不宜久居的，应当修建洛阳，到东方去。他的理由有没有道理呢？笔者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古代，人们通过对自然的感受、观察和探索，定下了五行理论，即北方为水，南方为火，东方为木，西方为金，中央为土。相生相克关系为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所以章仇太翼讲的雍州之地能克帝王之命还是有理有据的。但是，这件事非常蹊跷，存在两个疑点。第一，《资治通鉴》和《隋书》的内容有许多都是相重的，在一些用词用句或者写作方法上有细微的差别，但是，《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这件事在《隋书·卢太翼传》中却只字未提。章仇太翼所说的这番话的真实性实际上是应该存疑的。第二，章仇太翼废太子杨勇的党羽，杨坚非常器重他，还曾令杨广也要重视这个人。虽然汉王杨谅叛乱时章仇太翼曾预言过杨谅必败并最终应验，但是杨广没有理由轻信这个敌对派系成员的一面之词，更何况这些话充满了迷信色彩。所以隋炀帝杨广修建东都洛阳，应该是有自己的一番考虑在内，并不完全是听从旁人的建议。我们可以从《隋书·炀帝上》中保存的一封诏书找找答案：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厘万姓！《易》不云乎：“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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