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头关，黄河东岸防范鞑靼南下的长城要塞，俺答封贡以来数十年无战事，几乎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丰州兴起，这个偏僻的关口因为水路交通便利，成了联系山西与丰州贸易的重要通道，于是王国梁、孙显祖一伙山西军商来了，仗着丰州撑腰无法无天，把大明律法和官府踩在脚下大搞自由贸易，这里迅速繁华起来，街上随处可见山西人、丰州人开的商铺，还有南来北往的商队，守关官兵也不务正业，跟着商贩跑腿挣钱，守关口的反而是山西民军，收税的也是丰州关钞所的税丁，如今的偏头关与其说是个边堡还不如说是个大集市。
南关城楼里，李榆沉默着眺望远处，从固原出来他就带着飞虎营去了榆林，乡亲们见到自己的子弟回家热情的不得了，马大伯、秦大叔一定要留他多住几天，榆林几大将门家主也约他商议大事——丰州的榆林人一抓一大把，而且掌握军政大权，彼此之间血脉相连，丰州在西北、四川的生意有榆林人一份，而榆林有难丰州人也会不惜血本相助，李榆逐渐被认可为下一代榆林领军人物，双方关上门就是一家人，榆林的大事实际上也是丰州的大事，尤世威、尤世禄、侯世禄和王世钦等昔日的老军头拉着李榆谈了三四天，直到山西剿贼联防局督办张道浚要求面谈的消息传来，李榆才脱身赶往偏头关，与等候多时的张道浚和山西军商头目王国梁见面，然而他们谈的几乎与榆林将门一样——榆林、山西地方势力要求与丰州联手自治，实行“一个皇帝、两个朝廷”，这套歪理果然后患无穷啊。
“汉民啊，我们也不想走到这步，但自崇祯元年起天灾人祸不断，山西百业萧条、民不聊生，人口损失过百万，朝廷却熟视无睹反而巧取豪夺，眼睁睁看着人间惨祸发生，这样的朝廷有什么用？山西维持不下去了，不毁于流贼也将毁于天灾，必须自找生路。尊奉皇上另立朝廷绝非背叛大明，而是帮助大明解脱困境，进而促使朝廷改革更化，这样或许还能给大明带来一线生机，”张道浚语气很激动，看到李榆还在沉默，指着出入关口的商队又说道，“看看吧，以前出关的商队络绎不绝，入关的商队寥寥无几，可如今入关的商队占到大半，出关的商队却越来越少，山西人壮大了你的丰州，而自己却一天天败落，天已降大任，你还犹豫什么？”
张道浚这些年很不容易，头发白了不少——山西反复遭受天灾人祸，朝廷还时不时打压地方势力，他努力撑起山西剿贼联防总局的大旗，才把一盘散沙般的士绅抱成团苦苦求存，崇祯六年下他的妹妹张凤仪在襄阳剿贼，不幸遇伏阵亡，石砫马家与他关系疏远了，这又给他一个打击，相应地与丰州的关系则更加紧密，书信中时常透露出对朝廷的怨气——李榆也为失去张凤仪这位大姐难过，还为她举行过公祭，但多少松口气，李家与马家联姻的事算吹了，否则朝廷肯定会出面干涉。
李榆还在沉默，老天可以作证，他只想做生意赚钱，称王称霸的心一点没有，谁曾想不留神也成了一方势力，反给自己惹来一身麻烦。
“汉民，我们是绑在一起的，将来无论大明中兴还是天下归了别人，都会对我们下手，你也要为我们想想，干吧，老哥哥一挥手数万山西镇官兵就会跟你走，乱世之中实力越强越安全。”王国梁也急切说道，他的家产如今翻了十倍不止，越有钱越担心将来。
“丰州军华夷混杂，如果胡骑入关中原人会怎么想？只要有人再喊一声‘驱逐鞑虏’就会血流成河，我害怕呀！再说山陕这副担子我也背不起。”李榆喃喃低语。
“你就是个滥好人，自古成大事者有哪个在乎血流成河，老朱家不就是这样干的吗，胡骑入关算什么，干完事给钱打发他们走，我们把皇上摆上台面，照样能改朝换代，谁敢说不是名正言顺？”王国梁满不在乎。
张道浚站起身郑重讲道：“汉民不必担忧，丰州与山陕合为一体只能是实力大增，而绝非背上包袱——黄河以北与南方不同，土地贫瘠亩产不过石余，士绅并不热衷兼并，而喜欢经商，土地租子过高皆因苛捐杂税所致，把朝廷的势力赶出去，轻徭薄赋发展工商，财用自会增加，百姓负担将减轻，大灾之年也更容易生存，所以一定会拥戴你。我们先取山陕静观其变，只要朝廷先动手，就把它赶到南京去，以我们的实力再加上喀尔喀、卫拉特盟友足以成就此事，那时我们尊奉皇上一国两朝，在北方推行新政，安百姓而保中国，谁还在乎我们用了夷兵胡骑！”
张道浚滔滔不绝讲着，他也是被逼急了——吴牲主政山西时抑制朝廷势力依靠地方势力，两任宣大总督杨嗣昌、梁廷栋对此视而不见，山西士绅与官府力量比较平衡，双方相安无事都过得下去。新任巡抚宋贤是个没主见的老好人，宣大总督卢象升趁机插手山西，此人忠于朝廷而且目光敏锐，意识到这帮地头蛇发展下去早晚会成大患，连续出手打压地方势力，士绅们的土地被强占用于安置流民，历年欠税被要求补缴，连山西民军也不得不化整为零躲起来以免被编入官军。士绅们心惊胆战，觉得只有把朝廷赶走才有出路，他们想起关外的靠山，特地委托张道浚出面游说李榆。
李榆却听得暗自摇头，这位尊兄到底是书生啊，远不如杜文焕目光长远，这套策略根本没考虑关内流贼、关外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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