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运气好，上车后补到卧铺票了！”林楼拿出了自己的硬座车票作为凭证，现如今清华大学的学生毕业后要是进入体制内的话，一般多是部委或者其他重要机构，有干部年轻化和学历化两项政策护航，升到县团级的希望的确很大，不过现在他们还都是普通学生而已。
“运气？”开学季出行高峰期还能补到软卧票，这恐怕不仅仅是运气吧？那两位虽然心里不信，倒也没多说什么，没来得平白无故得罪人，于是很快就转移了话题，“清华大学好啊！你们俩是学什么专业的？”
这两位都是去北京开会的干部，是各自单位的佼佼者，文化水平不低，人情世故、言辞谈吐各方面都不缺；而林桥在北京读了四年书，对北京很多事情都很熟悉，林楼见识广博、同样善于言辞，这样四个人凑到一起，交流就很愉快了。
这一时期的火车速度太慢，从南江到北京的旅途十分漫长，在火车上待得太久难免有些无聊，能遇到合适的聊天对象实在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所以四个人天南海北地聊了一路，累了就上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聊，不知不觉就到了北京。
“两位林同学，这是我单位的电话，日后到了广州千万记得给我打电话。”火车到站，这两位还有点意犹未尽，火车到站之后，连忙交换联系方式，这一时期很多人脉就是这样搭起来的，有那些能说会道的，往往一趟火车坐下来，就能多上几十号朋友。
“一定一定！”林楼也把林绳斌办公室的电话留了下来，这两位一位叫孙庆山，在广州市政府工作，一位叫陈吉章，在泉州一家大型国企上班，将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到他们的地盘了，多个熟人总是好的。
“我单位在北京有办事处，他们带了车来接我，要不我送送你们吧？”陈吉章指着站台上的接站牌说道。
“不用不用，我还想好好看看北京站，毕竟我是学建筑的，看到这样的经典建筑肯定要学习下。”林楼婉拒了他的邀请，一来刚认识就占人家便宜有点不好，二来他也真想认真看看北京火车站的布局。
虽然他在后世的时候多次来过北京站，也专门进行过写生采风，但日后的北京站和现在的北京站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北京站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原址位于正阳门瓮城东侧，建成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旧称“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历史上曾沿用前门站、北京站、北平站、北平东站、兴城站等站名，1949年9月30日建国前一天改称“北京站”。
最早的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是英国人主持修建的，被设计成了欧式建筑风格，为了平衡中国人的情绪，也体现了某些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是中国早期铁路建筑的代表作。
这一火车站见证了许多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事件，1925年，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就是从这里启程运往南京的；“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组成的“南下救国团”，也是从这里出发投入抗战的；1949年国庆前夕，教员曾在这里迎接北上的宋庆龄先生……
一直到1959年，这座火车站都是北京最大的火车站，然后被林楼眼前这座火车站所取代，现在是北京铁路工人俱乐部，日后会成为中国铁道博物馆。
而林楼眼前这座火车站是1959年为了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所修建的，站房大楼由著名建筑师杨廷宝、陈登鏊主持，国家建工部第一建筑设计院和南京工学院合作承担设计；伍豪同志亲自审定方案，而车站中央正上方的北京站三个大字则是教员的亲笔题字。
在设计中，杨廷宝和陈登鳌结合城市规划、流线组织和功能分区等要求，采用了以中央大厅为中心、左右分设两个内庭院的对称布局形式，并按照客流量大、流动频繁的特点，采取主体交叉的流线组织形式，使各方旅客不会出现互相干扰的情况。
而将传统的琉璃瓦顶钟、塔楼、两边琉璃女儿墙、中间琉璃马头墙与中央大厅上的拱形屋顶相连接，充分体现了民族传统，又鲜明显示了现代风格。
这种拱形的屋顶叫作双曲扁壳结构，是“薄壳结构”的一种，一个人握住一个鸡蛋使劲地捏，无论怎样用力也不能把鸡蛋捏碎，薄薄的鸡蛋壳之所以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是因为它能够把受到的压力均匀地分散到蛋壳的各个部分。
建筑师们根据这种“薄壳结构”特点，设计出了许多既轻便又省料的建筑物，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以及其他很多著名建筑，屋顶都采用了这种“薄壳结构”，既美观大方，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开支。
值得一提的是，在原来的设计中，东西两侧的尽头没有塔楼，伍豪同志看了之后说道，这样长的建筑，东西两侧似乎要有两个高起来的塔楼好一些；杨廷宝、陈登鳌等人研究后接受了伍豪的建议，如此才有了现在北京站的造型。
屋顶的双曲扁壳结构，正面的拱形垂直窗，相邻的双重檐四坡攒尖钟楼，北京火车站实在是有太多经典元素值得观察了，林楼将行李箱交给林桥看守，自己拿着照相机四处拍摄起来，有些照片无法记录清楚的地方，他就马上拿出纸笔来速写。
林楼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采风之中，完全没意识到自己这种做法在1980年是多么地惹眼，很快他就被火车站派出所的同志给留意到了。
“你说他是干嘛？会不会是特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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