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完音乐会的事后，许望秋和许望川坐火车回到了蓉城。走到厂门口的时候，许望秋发现132厂的牌子换了，从秀眉机械厂改成了蓉城飞机公司。看起来只是换了一块牌子，但许望秋知道工厂开始转型了。跟国内其他军工企业，132厂要开始走军转民的路了。
跟电影厂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军工企业的工资福利待遇优越，生活设施齐全，是无数人羡慕的好单位。但随着改革的大潮来临，军队让步经济，导致大量军工厂订单大幅度降低，军工企业被迫走上转型之路。
军工企业开始转向民用，电影厂也很快会被定性为事业单位，开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两件事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许望秋原来也没想过这其中的联系，直到最近参加关于出口公司的会议才明白其实都是经济问题引起的。
1977年7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花65亿美元从国外进口技术设备，重点发展石油化学工业。但某些领导头脑发热，搞成了洋跃进，计划未来十年引进800亿美元的项目。国家财政收入才800亿人民币，外汇只有几亿美元，搞这么浩大的工程，国家财政根本负担不起。这个计划在1979年被中止，但很多引进项目的合同已经签订。于是，1979年和1980年国家出现严重的外汇和财政赤字。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平衡收支，军工业开始军转民，其他企业实行拨改贷。这个政策解决了财政问题，但也留下了很多隐患。拨改贷将政府财政拨款，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但同时企业的利润照样要上交财政，很多国企迅速陷入亏损困境，很多需要资金支持的高科技企业，由于得不到支持，从此与发达国家拉越来越远，比如电子工业。
上一世中兴和华为被美国人卡脖子的时候，很多人愤怒的问，为什么不早发展半导体。其实正是因为拨改贷，国家不再拨款，科研经费被大量砍掉，导致企业无力进行研发。比如北平电子管厂(后来的京东方)，想上马液晶项目，由于缺乏国家投资而流产。
电影厂也是如此，在改成事业单位后，国家每年给各厂一定的流动资金辅助生产。到80年代后期，每部电影的平均成本已经接近100万，而国家拨款依然是那么多，根本不足以组织生产，电影厂只能向银行贷款。到了90年代初期，国内几家电影厂全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比如西影厂在80年代后期风光一时，在国际上拿了很多奖，拍了很多票房很好的热门电影，却因为统购统销，赚不了钱，债务高达2000万。
正想着，许望秋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喊“二哥！二哥”，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像一只快活的小兔子，在太阳底下，飞速奔来。
许望北从许望秋的手中接过包，快乐地问道：“二哥，大哥，你们怎么才回来呀？人家苏白姐都回来半个月了。”
“我跟大哥有事要做。”许望秋发现一年没见，妹妹个子长了一大截，伸手比划了一下，惊讶地道，“望北，你长了好多啊，都变成大姑娘了。”
许望北站得意地笑着，露出洁白而整齐的牙齿：“我本来就是大人了嘛！”又问许望川：“大哥，你看我，是不是长个子了？”
许望川假意打量了许望北一番，笑着道：“真的长高了不少呢！”
许望秋三兄妹说笑着往家里走，一路上不住有人跟许望秋打招呼。《妈妈再爱我一次》让许望秋成了名人，而《锄奸》让他的名声上了一个台阶。厂里的家长教训孩子的时候，都拿着他做例子，你看人家许望秋，再看看你！
在回家之后，许望秋将电影的事彻底放下，为过年忙碌着。准备年货、推汤圆，mǎi_chūn联等等，都是由他一手包办。他一年没回家了，而他明年在家的时间也很少，所以，他希望利用这段时间，好好陪陪家人，为家里面做点事。
许望秋每次去苏振声家的时候，苏振声总是会拉着他聊电影。聊《妈妈再爱我一次》，聊《锄奸》，也聊他的新电影《枫》。许望秋记得上一世的《枫》是秀影厂张一导演的作品，没想到这次剧本竟然跑到了苏振声手中。
大年初三下午，许望秋一家五口来到苏白家。他们是过来拜年的，也是过来看电视的，因为今天晚上中央电视台会播放“走进新时代”音乐会的实况录像。许望秋本来想去厂里看的，在向苏振声借钥匙的时候，被他骂了一通，说你们直接来我家看不就行了。
苏振声家的电视是进口的14寸日立彩电，花了将近三千块。进口彩电不光价格高，而且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必须要有彩电票。苏振声因为《妈妈再爱我一次》轰动全国，为西川电影系统争得了荣誉，省里奖了他一张彩电供应票，他才获得买彩电的机会。
如果许望秋要是想搞彩电，肯定是能搞到的。只是考虑到许望北已经上高中，万一她看电视上瘾，影响学习，那罪过就大了。就算许望北没有电视瘾，家里有电视，隔壁邻居肯定会过来看，那她也不要想安静学习了。
苏白一家对许望秋他们的到来格外热情，又是跟他们倒水，又是他们拿糖拿水果的。寒暄过后，苏白拉着许望北嘀嘀咕咕地说话；谢春红跟苏白的姐姐和嫂子聊了会家长里短的话题，就去厨房忙活了；许望秋他们父子三个，则跟苏振声和苏白大哥苏卫天南地北的神侃。
吃完晚饭后，两家人就像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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