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佑既然决定以文名立足当世，儒家是最不能得罪的一个派系，治世时站于台前，乱世时隐于幕后，可无论治世还是乱世，无论朝堂还是民间，儒家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遇风云变化龙，生命力强大的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而长短派，是张仪、苏秦、公孙衍、陈轸、李兑所倡导的合纵连横之术，孟子说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熄，将纵横家的可怕之处形容的淋漓尽致。
儒家使人敬重，纵横家使人畏惧，以徐佑现在的身份地位和面对的外部环境，走儒家的路数，要比纵横家安稳且实际，所以虞恭给他扣一个长短派的帽子，徐佑坚决不能戴，而且要坚决的反击。
“虞郎君，此言差矣！”
徐佑负手前行，青衫无风而动，说不出的意态悠闲，缓步登上了二楼的台阶，和虞恭对面而立。虞恭被徐佑先前的言辞所慑，竟不发一言，眼睁睁看着徐佑这个庶人和他站在同一个楼层，这要是以前，几乎不可原谅。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此六家皆有优点，也皆有缺点，却仍为世人所重，《战国策》同样如此！”
徐佑先以司马迁评价六家的观点入手，借用了辩证法的原理来评定《战国策》的利弊，先声夺人，言之有物，也让人无从反驳，且迫不及待的想听后文。
“其文辩丽恣肆，文辞极胜，扶急持倾，运亡为存，是乱世之书。乱世当中，人命贱如草芥，故而诞生了纵横家，因势为资、据时为画，都不过是顺应时势的进取之道。譬如虞郎君，从会稽千里迢迢，舟车劳顿而至钱塘，岂不是也想在雅集之上扬名？这是盛世时你的进取之道，却又为何厌弃乱世时别人的进取之道呢？道无高下，殊途同归，张仪、苏秦、公孙衍等，无不是高才秀士，儒、道、墨、法、阴阳之学，全都烂熟于胸，若论才识，郎君恐不及他们之万一！今日又有何颜面妄议先贤？正如子贡说夫子，‘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你站在墙角下，身高不及六尺，不得其门，怎么能够看到《战国策》里纵横家的绚丽人生呢？哈，他们泉下有知，或许会气的重返人间也说不定！”
雨时楼里响起了窃窃私语，人人望着侃侃而谈的徐佑，心中千思百虑：他的话不无道理，也藏着诡辩，但言语生动有趣，引经据典，又博采众长，充满了说服力。辩诘本来就该如此，三分道理，三分诡辩，三分风姿，还夹杂着一分的个人魅力。
徐佑已经占了全部！
虞恭脸色铁青，他长相还过得去，但身高是硬伤，真的不足六尺，徐佑以此来讽刺他，是一语双关的意思，既嘲讽他个矮，也嘲讽他学识不足，却又不让旁观者觉得刻薄，反倒为他的急智感染，会心一笑。
虞恭起先自以为得计，给徐佑扣上长短派的恶名，激起所有人的同仇敌忾之心，当可立于不败之地。不成想徐佑的利口比预料中的更加厉害，把心一横，冷哼道：“先前说六家有优劣之分，可你却极言长短派的优点，不肯说长短派的缺点，还敢否认你跟那些见利忘义的所谓纵横是一丘之貉吗？”
“虞郎君性子如此急躁，没听过欲抑先扬吗？哦，也对，你不读《战国策》，自然不知冯谖为孟尝君狡兔三窟的文章，那篇文章用的欲扬先抑的手法，我反其道而行之，用的是欲抑先扬！”
按照惯例，先进行人身攻击，好好的损了虞恭一番，然后转过身，面对楼内上下三层的所有人，跟后世高台演讲差相仿佛，高声道：“固然，纵横家也有许多违背忠孝节义的地方，论诈之变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弊其患，其学说颇多浅陋，不足为百世师，更不足为天下法。所以需要有识之士精研纵横长短说，譬如《战国策》，从中挑出可堪一用的道理，去除惑于流俗的妄言，也就是所谓的去芜存菁。如此，才是真正的治学之道，却不能像虞郎君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之高，难道因为得了痈、痤之症，就要割掉整个直中吗？”
直中就是gāng_mén，俗话说的菊花。古人常得痔，在楚国这种风气大开的朝代，倒也并不忌讳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个话题。比如山宗就有这个毛病，还被何濡好好的捉弄了一回，到现在还不能释怀。
纵横家是最爱用寓言和比喻的派系，徐佑有样学样，驳的虞恭哑口无言，手足微颤，双目尽赤。
徐佑始终都在打量虞恭的神色，见状趁胜追击，不给他喘息的时间，道：“非我是长短派，为纵横家美言。诸君试想，若无那些纵横捭阖的长短之士，波澜壮阔的战国时代必定会少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华彩篇章。正如当今之世，若无雨时楼内的诸位贤达，我大楚的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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