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辉知道他们心中在想什么，虽然他对这些官员打心眼儿里面不屑一顾，但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政治！利益的交换——属下尽心完成上级部署的任务，而上级则要为属下争取更多实在的利益。就王静辉知道的历史而言，他现在面临的状况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至少属下都对他有种畏惧，使他们不敢过分的违背自己的意志。现在大宋多的是拿钱不干事的属下和上司，大宋的京畿路这段日子的免役法推行过程中总是出现不同的问题，这就是属下和上司之间的矛盾所致。
王静辉讨厌政治，以前在学校宿舍中，舍友们谈论最多的便是权力、金钱和女人，没有想到自己来到大宋，这三样当初被舍友评选公认的三项男人最想得到的东西，他都轻而易举的得到了。不过除了蜀国公主是他真心怜爱的外，金钱和权力却并非他所爱，他更向往的便是做一个医生扶危济困。走到现在这一步，王静辉此时已经无路可逃，也唯有执著的走下去，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将会把大宋带往何方，这使得他更加诚惶诚恐。
会议的最后，所有与会的主要官员都把自己在今后工作中所能够想到和现在正在遇到的难题，都以书面报告的形式递交上来——这是王静辉开会的方式，他将会以最短的时间来批阅这些报告，提供解决方法和途径，在第二次会议上做出交代，这样尽量少开会多办事。
现在兴国银行由于频繁出手投资。虽然家大业大。但其银根也非常紧张了，李管事除了北上汴都融资外。必是从刘账房那里带一笔资金过来，来降低兴国银行内在压力。现在的兴国银行还不能称之为“银行”，它还没有普通的储蓄功能，只是对外投资。在别人的眼中不过是个高利贷机构罢了，只不过它地利息远远低于高利贷。一想起兴国银行那个四不像，王静辉就摇头叹气：如果它像后世那样具有聚集社会财富地功能，那自己也就不用再想汴都求援了。
对于兴国银行是否现在就开始储蓄业务，王静辉和李管事都觉得现在还没有到最佳时机。虽然王静辉读史书的时候，记得宋朝民间窖藏贵重金属成风，在蒙古灭宋地时候，仅在一个中等富豪之家便挖出了近万两白银，在白银还没有做为主要流通货币的时候，能够有这么多的藏银。这是十分恐怖的，整个汴都开封在他地眼中更像一个大金库。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前景广阔的市场，王静辉也是束手无策——根本就没有人相信银行信用，也就不会有人来存款，这项买卖绝对是有亏无赚。
李管事赶到汴都后，按照王静辉给他的帖子挨个拜访这些大宋商界的头面人物，他怕王静辉担心融资事项不顺利，在取得初步成果的情况下。立刻给楚州写信。在汴都的这几天，李管事不仅从这些商界大佬的手中得到了大笔的投资，甚至直接得到了一支有着十五条航海船只的中等规模船队直接以股份的形式加入。这支船队原本是跑杭州到南洋线路地，但南方线路高手云集，利润也逐渐被摊薄，这支船队的老板听说了李管事的来意后。便迅速作出决定，将他手中的船队租借给大宋皇家航海，毕竟朝鲜航线的开发远不如南方航线，利润自然是十分丰厚。王静辉收到李管事的来信后，心中对如此顺利的便达成目的，也十分高兴。
聚集社会财富来为国家做事，只要运作得当投资正确，那确实是于国于民两便地事情。王静辉想到自王安石变法后，赵宋王朝财政因为掠夺式的积累，迅速摆脱了财政危机，也给后面哲宗赵煦的挥霍无度奠定了基础。银行运作上有他提供后世银行的大体框架，而具体细节相信以李管事为首的银行董事会会慢慢完善起来，至于投资方向上，他还有很多点子没有用，王静辉对兴国银行今后的发展特别有信心。
李管事地汴都之行也给王静辉带来了新的灵感：与其眼睛盯着普通人家的那点儿家底儿，还不如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超级富豪的身上，而且这些富豪的身后还有朝堂之上不同的利益团体，把他们紧紧的绑在一起就是护身符。同样自己也是他们的保护者，不论是在宋朝还是其他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商人不过是政客圈养的猪猡，等养肥了便可以宰杀，以便填进自己的腰包。宋朝工商业发达，但到最后还是没有诞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受到异族的入侵骚扰固然是一个重大的因素，而官员甚至是帝国借权力来压榨商人阶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王静辉有着特殊的身份，完全可以充当这个保护者，只要不是这些商人朝死路上走，他还是有办法来防止这种压迫的。
王静辉对经济学只限于知道一些最基本的经济理论，他不明白为什么帝国财政即将陷入崩溃，而民间却是富豪林立？司马光的理论所说，天下财富一定，民间多一分而朝廷则少一分，他知道这并不是正确的，而他自己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不过他现在想要改变历史的宿命，就必须要发展经济，让国家和百姓同时富裕起来，只有财政充裕才能够战争，这迫使他向汴都开封对他有好感的官员写信，索求更多关于大宋财政的资料，以便提出新的改革方案使大宋朝着他预想的方向前进。
在受到李管事从汴都开封来信的几天后，知州府破天荒头一次收到了楚州商会给王静辉的请帖。王静辉在成堆的资料中看到赵公公给他递过来的请帖，心中颇为值得玩味：“鸿门宴”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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