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食堂看看。
到了一点五十分,兄妹二人一手提着菜篮子,里面装着两只铝制饭盒,上面蒙着一块白纱布,就出了家门。
快到食堂时,正好遇到田伟军带着弟弟从托儿所回来。见元元妹妹要去打饭,也想跟着一道去。田伟民想了一下,就点头答应了。
这一下,可就热闹了。
田家兄妹四个,一起浩浩荡荡地进了礼堂北面的廊道里,也就是打饭的地方。
先打菜,再打饭。
田伟民走到东边的打菜窗口,抬头看了看小黑板。只见上面用粉笔写着:“今天中午供应:炒西葫芦、烧茄子、炒土豆丝、烧豆腐”。
根据以往的经验,就选了一个烧茄子,一个炒土豆丝。
他一边报上菜名,一边递上两张贰分钱的菜票。田伟军赶紧打开饭盒盖子,把两只空饭盒搁在了窗口的木台子上。
食堂里的黄师傅,基本上都认得常来打菜的娃娃。
知道这个是田根宝家的老大和老二,本想习惯性地抖一抖勺子,可一抬眼,就看到一个齐眉短发的小姑娘正扒在窗口前,眼巴巴地盯着他手里的大勺子,似乎在扫描着什么?
哎哟,这就是那个捡来的女娃娃?
模样可真可爱。
黄师傅心里一喜,就把那个习惯性动作给省略了。
这一回,田伟民的两只饭盒,都打得满满的,比平时至少多了三分之一。
黎元元并不知道这是她的功劳,还想着食堂里打菜打得好满哦,下次是不是要端个盆子来?
田伟民喜滋滋的,赶紧盖上盖子,把两只饭盒放进篮子里,让伟军和伟波一边一个,提着把手。接着,又来到了西边的打饭窗口前。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面值500克的粗粮饭票,买了十个热乎乎的玉米面馒头,用纱布包好,放进篮子里。
饭菜都打好了。
田伟民和田伟军一边一个负责提篮子,元元和bō_bō在后面跟着,兄妹四人又浩浩荡荡地回家了。
一路上,遇到好几拨来食堂打饭的半大孩子,和田伟民大声地打着招呼,还热情地喊着“元元!元元!”
田伟民自然是得意洋洋。
一边大声地回应着,一边向妹妹介绍着那些娃娃的名字,都是谁谁谁家的,爸爸妈妈都是做什么的,老家是哪里的。
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黎元元就听到了安徽、河南、山东、湖北、山西、甘肃等省的名字。
看来,连队里真是个大家庭啊!
职工们的老家哪里的都有,不过小孩子们都讲普通话,倒是听不出一点口音来。
*
回到家里,田伟民和田伟军一起用力,把篮子搁在了饭桌上。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剩余的饭票、菜票,搁在五斗橱最下面的一只抽屉里。黎元元也跑了过去,伸头看了看。
原来,连队的饭票分为两种,一种是粗粮,一种是细粮,面值分别为50克、100克、200克、500克不等。
而菜票,大多是贰分、叁分、伍分、壹角不等。
这些饭票和菜票都是连队自制的。
用结实的牛皮纸做原料,耐磨耐用。票面的正面除了面值金额之外,还盖着一枚红色印章,上面印着“农耕师二团四营三连,食堂专用”的字样。
这就是传说中的饭票和菜票。
六七十年代,连队里是按照职工家庭户籍人口来供应口粮的。
普通职工每月口粮为30公斤(细粮20公斤,粗粮10公斤),大田班和开拖拉机加夜班的每月多5公斤细粮。
家里有户口的小孩,上学前每月口粮定量为15公斤,上学后为20公斤。一般七岁上学,连队和学校都卡得比较死。
当然,也有虚报年龄提前上学的。
这种情况一旦出现,都会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就好像做了多大的亏心事似的。其实,连队里是按照户籍年龄分配口粮的,未满七周岁的孩子,一公斤也没有多占。
每月,连队职工可以从财务室里购买饭票和菜票。其中,饭票是要从当月口粮标准中扣除的。相比较而言,职工领了粮食,自己在家里做饭会节省一些。
那些单职工家庭,家属大多没有户口,就很少去食堂打饭,大部分是领了粮食回家自己来做。有些家庭孩子多,还专门拿出一部分细粮,与那些口粮稍微宽裕一点的双职工兑换粗粮,这样1公斤细粮就能兑换到1.5公斤粗粮。
而外出或回内地探亲时,就需要用到粮票。
职工们一轮到探亲假,会提前去财务室换取全国粮票。财务室会从职工的口粮标准中,扣除所兑换的粮票数量。
全国粮票,在各地都能通用。
这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职工们回到内地老家,能给家里留下几公斤全国粮票,会被家人感激好久的。
在这样一个凭票供应的年代,去外面的食堂或饭店吃饭,没有粮票,没人会卖给你。去国营粮店购买粮食,没有户口本和粮票也无法购买。即便去糕点铺子里,想买几包点心,没有粮票或副食票,也没人愿意卖给你。
而农场相对来说,口粮还算宽裕,平时稍微节省一点,一年下来就能从嘴边挤出几公斤粮票来。也因此吸引了更多的内地农民,跑到边疆来混口饭吃。
可惜,来得晚的已没了编制,只能在地方上或农场里打打短工。
与内地“论斤、论两”的计价方式不同,边疆地区是按照国际计量标准来计价的。直到后世,还一直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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